所谓“人生艺术化”就是主张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倡导主体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濡染提升个体的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从而建构诗意的人格和美的人生，实现并享受生命、人生的意义与韵味。简单地说，“人生艺术化”就是追求艺术的人格和审美地生活。在科技因素、实用理性占据重要地位的现实生活中，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及其精神具有独特的意义。人生艺术化在本质上是试图从生存的事实超向生命的意义。它突出了人及其现实生存中情感、理想、诗意超越这些富有意义而又常常自觉不自觉被遗忘的纬度；同时，它也以对这些纬度的倡扬体现了对于现实实践中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情感、物质与精神、尚实与超越和谐共生的期待，对于人的知情意全面和谐生成的期待。 一 “人生艺术化”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中国现代美学、文化的有关思想学说。它是民族美学精神与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种创造性建构。 从人类历史实践看，对于生活或人生的艺术化、艺术性方面的追求中西都不乏其例，但在内在旨趣与精神实质上却有着分歧，其关键就在于对艺术美、艺术性、艺术精神的理解与把握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潮与学说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生活形式的艺术化（性）追求。这一类把艺术美、艺术性主要理解为形式上的东西，追求装饰性、新奇性、感官享受等外在的东西。因此其艺术化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用品、生活环境、人体等的艺术化装饰与修饰等。19世纪欧洲唯美派的“生活艺术化”思潮、20世纪以来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主要属于此类。这类艺术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升日常生活的品位与情趣，但对于外在形式和感官享受的过分重视亦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媚俗等生活情状。 第二类是对生活技巧与社会关系的艺术化（性）追求。这一类把艺术美、艺术性主要理解为艺术创造、艺术表现的具体技巧。其在生活中的艺术化实践则表现为对生存技巧、生活情状、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林语堂以“中等阶级生活”为基础的“生活的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可归于这一类。这种艺术化化衍得当，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润泽，但过分雕饰则可能流衍为精神的退化和圆滑的生存哲学。 第三类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性）追求。相对于前两类把艺术美、艺术性归结为艺术的某些局部性、外在性、技巧性要素，这一类关注的是艺术的内在精神与整体品格。因此，这个艺术化（性）倡导的是人对于整个自我人格与生命境界的美的追求，它的本质是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 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一脉主要体现为这种情致。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明确提出了将生活“艺术化”的主张，并对其内在精神与实践方式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把“艺术化”与“趣味化”并举，提出其精神即在于“无所为而为”的以大我化小我的生命精神，是不执着于成败、不执着于得失的享受具体创造过程本身的生命情致。他倡导把这种趣味精神贯彻到劳作、学术、教育等相关实践活动中。30年代，朱光潜发表了著名的美学著作《谈美》，正式确立了“人生的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形式。朱光潜以“情趣”作为艺术的核心，强调艺术创造与欣赏的统一，要求人生也应该像艺术活动一样秉持“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实现创造与欣赏、入与出、动与静的和谐。30、40年代，“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现代许多重要的美学家、艺术家、文化人士等也都涉及了这一命题。宗白华早在20年代就提及过相关的概念。30、40年代他对“意境”理论的建构与阐释，使“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宗自华深刻地窥见了艺术意境的生命底蕴与诗性本真，他指出“意境”的底蕴就在于“天地（宇宙）诗心”，它具有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三个层面，是至动与韵律的和谐；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最后都可以通向最高的天地诗心，自由而诗意地翔舞。梁、朱、宗等人的思想均从艺术之美化入，发掘了生命的坚守与大气、深沉与灵动、自由与超越。它们共同体现了对于艺术之美的内在精神的把握，体现了对于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的诗性理想。 我以为，这才是“人生艺术化”的真义。这个艺术化建立在对美和艺术精神的深度理解上，它要求把艺术的美从形式与技巧的层面提升起来，导向内在的美丽情感与高洁情致；也要求把人与生命的品格从个别的外在的技巧性的要素中提升起来，导向整个人格情致与生命境界的美化。 二 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在当下以经济与技术为前提的语境中，在今天这个高度重视技术、物质、效益的现实社会中，在应对当代新生活的挑战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我们应该积极发掘重构其情感主义、理想至上、意义超越等原则，丰富生命中的情感、理想、诗意等纬度，在改造外部物质世界和发展塑造主体自我相统一的现实进程中，实现人生艺术化与人生科学化的统一，实现人性完整和谐的生成，实现自我生命与外部自然、与众生宇宙和谐诗意的共舞。 事实上，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学说，既是一种美学与艺术的探讨，也是一种人性的启蒙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梁、朱、宗均有直接求学或游历域外的经历。他们不仅对当时民族命运的危局与文化的危机有着深度的忧患，也对中西文化的优缺点有着直接的体会与比较。梁启超、宗白华均对西方近代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及其伴生的片面理性和功利倾向进行了批判。梁启超提出人需要有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是科学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宗白华提出人需要飞翔于自然之上，才不会被环境与私欲所束缚。他们对于“人生艺术化”的倡导，也是对现代科技社会弊病的反思与批判。他们以对真率、生动、热情、完整、创造、自由、和谐等艺术化生命品格的倡导，来批判机械、冰冷、庸俗、实利、雷同、分裂等生命情状。当然就当时的社会来说，这种理想是非常超前的，也是无法直接解决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我们对于它过于强调精神作用与审美救赎的片面性，应予扬弃。但是，这一学说在苦难严峻的现实中升华起来的理想与诗意的光芒，作为对萎靡人性和委顿生命的启蒙，作为对现实中世俗物欲和功利主义的批判，作为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和机械理性对人性束缚和分裂的否定，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呈现着温暖的光芒，有着它积极而独特的意义。 上世纪后半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技术、文化的联系空前加强。虽然，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随着这种联系的加强，强势文化的价值旨趣、格调品味也势必更易得以扩充和渗透。事实上，西方文化的商业原则、大众口味、科技指征等正随着现代商业运作模式和资本机制迅速扩散，人的生命情趣和格调、人的生存方式和姿态正在大幅度地被改造。可以说，中国当代生活纷纭的景象既是社会生活本身急剧变迁的现实反映，也是汹涌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复杂交融的结果。必须承认，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伦理文明的生活景象相比，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当代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变化速度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新景象、新态势。其中不乏现代性的觉醒、主体意识的强化所催生的对于生命和感性生活的高度重视，对于自我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度张扬，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巨大热情。与此相伴随的还有种种物质主义、技术主义、个体主义、游世主义等生活思潮，这些思潮以欲望追逐、感官享乐、讲求实用、追求自我、消解意义等价值导向，衍生出中国当代生活中颇具代表性的种种新的生活景象，也使得人性中的某些低、俗、粗、丑的欲望获得了滋长放纵的土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情感、理想、诗意的出场，艺术、美的出场，显得是如此的重要而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