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知识构型与批评范式的创造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知识学取向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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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学评论

内容提要:

在多元知识构型基础上的批评“范式”的创造,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重要的知识学特征,它具体表现为建立阐释性的话语系统,以“语言”、“文化”等核心要素构建具有观念意义的批评理论与范畴,通过与文本的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一定的方法规导与可操作性的批评形态或模式;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文论发展与批评学的科学化建设有重要启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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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国学者安·杰弗逊、戴维·罗比等人在其论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中指出,现代文学理论的特征是它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考证关系密切。其旨在既要阐明又要重新审查包括它自己在内的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本身。它首先是对于文学研究实践进行思考的一种方法。因此它所要表明的观点会经常向这种实践的诸种既定形式提出挑战①。在该著中,作者较早地提出了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现代精神分析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诸流派在内的文学批评的模式问题。无独有偶,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也进一步阐释作为“政治批评”的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流派。所不同的是,作者对现代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强调它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从政治批评的维度看待20世纪林林总总的批评方法②。到了2005年,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等在其《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类型归纳为十种,并颇带总结性地指出,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关于文学本质的一套理论界定,也有一套文学批评与分析的理论原则。然而1985年以后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再能够被看作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地产生的、包含了一系列可以界定的时期或“运动”,也即包含了发送、批评、演进、重构等的著作体。换言之,“理论转化时期”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③ 毫无疑问,作者所讲的理论转向孵化出大量实践部落,即是指20世纪多样的文学批评;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在其论著《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指出,20世纪中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艺术家的批评最终囊括了整个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各种方法此番较量,各个流派相互对话,说明描述某种文学体裁或某部作品的形式和意义的方式绝不止一种。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限膨胀④。塔迪埃以“批评”命名20世纪的文学理论,并注意到了这种批评之活跃强劲、多姿多彩、深刻全面的诸种特征。从世纪初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到德意志的罗曼文献学、从日内瓦学派的主体意识批评到巴什拉尔及其弟子们的客体意象批评、从精神分析批评到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美学、从60年代的语言学热潮到结构主义、从文学符号学到文本批评、从修辞学和诗学的全面刷新和深化到蔚为大观的渊源批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其新颖性、趣味性和深刻性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一股股后浪推前浪的批判潮流中,形式、符号、技巧的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19世纪以内容为主的文学批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⑤。

      的确,20世纪西方文论在多样性的批评实践中彰显了它的意义与作用。文学批评方法的盛行,不仅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拉开了距离,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自主性的知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学批评方法作为西方文论知识型的体现,经过不断地实践与运用,也具备了某种“范式”创造的示范意义,体现出丰富的可研究性与学理借鉴的有益价值。

      二

      按福柯的理解,“认识阈(即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式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⑥ 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⑦。可见,“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由此观之,文学理论的知识型就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它学科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而所谓“范式”,在库恩那里既有“综合”意义上所指的“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也有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⑧。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⑨ 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西方20世纪文论的具体状况为例,王一川的解释是,“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可见,“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⑩ “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而“范式”则是更多知识共同体的凝结与整合,它包含了理论的概括与提升,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其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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