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艺术的灵魂是读解性，读解与叙事、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构成为小说文体的深层次的矛盾。前者体现为如何叙事的问题，后者表现为读解者的读解与群体的接受程度及其喜好是否符应的问题。 读解与叙事是浑融的，叙事中有着读解，读解决定着叙事，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叙事角度、风格及人称的变化。叙事艺术中容纳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搭配，也会形成不同体式的小说。小说与散文靠得很近，只要削弱了故事性，加强了写意性，则小说便会散文化。诗性成分、诗的技法的多量渗透，便会形成诗化小说。如果较多地限制主观成分，忽视了小说表达手段的多样性及便利性，而让事件的叙述仅仅沿着矛盾冲突愈趋尖锐的模式进行，场景化突出，且过于依靠对话，此种小说便是或多或少向着戏剧靠拢的小说。 读解性与群体性的关系，对于叙事艺术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叙事艺术呈现出既可以向着艺术所必须的集中和概括的方向上升，也可以向着尽可能淋漓铺展的方向发展的两个歧向。从本质上说，这样两个歧向可以大略地用雅与俗来概括。前者走向对于典型的概括以及对于生活的诗化表达，而后者走向展示原生态的写实，并表现出或多或少的自然主义倾向。但如果在典型概括及诗化表达中，渗入了过多的主观意念，那末，它就可能虚假；而如果向着淋漓铺展做得太过分，将现实中太多的庸俗、平凡，甚至是病态的浓汁集聚到了作品中，那末这样的自然主义就必然格调卑下。向着集中的提升，可能符合于一种社会政治的设定；而平凡与卑下的作品，则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读者。 从与其他文体的比较上看，小说具有最大的社会反映面，因而写实的社会小说是小说文体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现，从而社会性写实小说成为小说史的主流就是必然的。然而，写实的社会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正确的观念，就会流于单纯的暴露性、玩味性、游戏性，甚至入于黑幕；但如果有一种过强的观念，则写实性就会因服务于某种观念，而走向对于原初真实的遮蔽。前者追求的是娱乐，后者突出的是教化。观念与写实的关系，是既统一又矛盾的，偏向任何一边，都会毁掉小说艺术。小说由其群体性，亦即是普及性，十分容易受到市场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俗文学便成为小说中绵长的一支；然而，又正因为小说文体的读解性，所以各种社会势力以及倾向于各种势力的作家，都要藉小说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娱乐性的一侧产生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名目，教化性则产生出多种形式的政治小说。围绕着读解与叙事、读解与群体的关系，不仅形成了俗与雅的分流；而且形成了教化性与娱乐性的对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大众的娱乐性往往与俗相联，但以欺蒙为目的的教化也经常堕落到荒唐的泥沼之中。 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其种种流派的产生、不同文学社群与文学风格间的矛盾纠葛，都是从上述叙事艺术的深层次矛盾上产生的。 要之，小说艺术的发展，有三个圈子的矛盾：最外面的一个圈子是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中间的一个圈子是写实与自我表现及诗化小说等不同体式的歧向，内里的一个圈子是观念与写实的矛盾。这三个圈子的矛盾，都是基源于叙事与读解、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产生的。三个圈子的矛盾，虽是由大而小的，但在不同阶段，其主导方面，又是变动的。我们只有抓住这三个圈子矛盾的相互贯通、推移及其在不同时期主导方面的变动性，才能整体地把握小说史发展的内在的动力结构。 本文即意在从上述三个圈子矛盾的错综交织的运动上，来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变迁予以阐述，并进而对一个世纪小说史的发展作出一个总体性的概括。 一、现代小说的崛起及写实与表现的两股分流 中国小说之具有现代形态，是直到周氏兄弟及胡适等人活跃在文坛上时方才开始的。然而，这批“五四”文化名人登上文坛之际，却是黑幕小说猖獗的时代。黑幕小说来源于谴责小说。与1900年后谴责小说的盛行相一致，世纪初叶最为流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主张，是一种暴露性的社会写实观，所谓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也。暴露性的社会写实观，只要由社会向着个人、由暴露向着玩味方面偏斜一些，它的产品就是黑幕小说。 周作人在1918年总结说：“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第5卷第1号）。从头做起，就是重新寻找出路。出路何在？“欲图改良，不可不自根本上改革一般人对于小说之概念”，如何改革？这便是确认小说的艺术属性：“盖小说本为一种艺术”（君实《小说之概念》，1919年1月《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此种对于小说艺术属性的确认，在当时显然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助于继续克服视小说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其作用不过是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的传统观念；这将有利于摒除以写作杂事、异闻、琐语充为小说创作的倾向。二是可以整肃打着儆世劝俗的幌子，实质上是作者与出版者因缘为奸，以小说为利薮之所在的黑幕文学。也就是说，现代形态的小说，需要同时从泛滥一时的暴露性的社会写实观及中国传统的小说观中解脱出来。这实际上乃是一次重新开辟发展道路的努力。 然而，中国小说要取得艺术的品位，已经不能再走传统小说的道路，包括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于是从西方输入新的思想及新的形式，便成为中国小说新的生长点。而白话短篇小说，首当其冲地成为中国小说发展的新的突破口。沈雁冰说：“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叙述一段人事，可以无头无尾；出场一个人物，可以不细叙家世；书中人物可以只有一人；书中情节可以简至仅是一段回忆。这些办法，中国旧小说里本来不行”，“当然是从西洋短篇小说学来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10 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