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4)04-0005-11 一、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文学观念的现代化需求 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先由内因造成的虽然这动因有时十分隐蔽。 文学观念的不同探讨、表述、论争，从主导方面看，实际上是在现代历史精神的追求中进行的。近、现代历史追求的意向，就是一种反对封建等级、专制残暴、落后愚昧的现代意识精神，它通过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理性、人道、法制、权利的普遍肯定、实施与完善，体现为一种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理性精神与启蒙精神，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互为依存的，它们都指向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落后的一面。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引起了审美现代性的演变，新的审美话语的产生，文学文体的新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 早在1840年以前，有识见的中国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转向衰微和“衰世”的来临，他们怀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奋力著述，痛陈社会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1840年之后，我国订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唤醒了不少有识之士自救图强的愿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们介绍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办铁路、发展矿务实业等，同时也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使得人们开始对世界整体局面有所了解和认识。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与权力的争夺，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赌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始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1](P246-247)这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觉悟的士大夫阶层人物，见到外面世界的开化与进步后所持的清醒态度。开启民智、救亡图存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我国近代这一阶段现代性的主要内涵。19世纪末的维新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更新，是由19世纪40年代前后诗文评的思想内在的变化所准备了的，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积聚了变革的深刻的动因，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也就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的深刻变化。 在杂文学的时代，我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常常包含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常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因素。龚启珍倡导的“尊情”说，表达了对家国不振的忧患之情。魏源则提出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强调的是文与诗的治国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2](P1)。王韬广泛接触西学，改革之愿望自然强烈，在文学方面，他反对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诗人面向残破家园的愤郁之情。他针对桐城派的诗文说：“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于古合，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见。”今之所谓诗人，“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3](P16)严复接触的西学面甚广、甚深，热望科学、民主，用西学实用的目光，反对八股，痛陈弊端，批判过去的文化、政教典籍。他在1895年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土学术的使用价值来说，“曰：无用”。在《诗庐说》中说：“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对当时词章的评价，极为激烈，认为词章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及蜃楼海市，惝怳迷离，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所以“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富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但一旦赋予其“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4]。其“用”与“不用”之说，是很有见地的。 就是过去被视为保守落后、反对变革的一批人士，也感觉着世道之变，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显示出变化来，如桐城派诸人就如此。 同时文字语言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文学话语的更新，必然组成文学现代性的重要部分。黄遵宪作为维新改革派人物，在倡导诗歌语言改革方面，十分着力。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他就反对崇古因袭，提出了诗歌因时代而变的改革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班”[5](Pl5-16)。他主张文字与语言的合一，以减少阅读的困难。从时代的变迁出发，他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谈及语言与文字关系时，他说：“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然而离则如何？“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6](P117-118)在要求语言与文字合一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趋向口语，大概表现得最为明白的了。这样就出现了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性的交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