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二十年我国文论一直不断大量引进西方思想，其间所形成的“历史原则”、“比较原则”的文学话语权诉求基本上属本土文化系统“内向型”的。而“对话”则是这几年文论发展的热门话题，通过对“对话”概念的学理分析及中华文化近代发展的简要回顾，本文认为新时期文论在“内向型”百家争鸣方面成就了许多实绩，但如何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外向型”百家争鸣则不够，中华民族从来就有虚心“学话”的传统，而“学话”是为了有效地“对话”。通过对文学“定义”世界的“总体性”、“意义性”、“非中立性”等概念，本文强调在“文明冲突论”背景下，“对话”必然包含民族话语权的交流、谈判、保卫与重构，中国文论要“学话”，更要“对话”，新时期文论的双重回应与展望是由此展开的。 一、从“历史原则”、“比较原则”到“对话原则”，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历程终于由“内向型”百家争鸣转向“外向型”百家争鸣的思考。80年代来以来一直不断大量引进西方思想，其所诉求者不是当下热门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面对世界的话语权，而是不断向主流文化意识讨一个合理存在的“说法”，是一种关于民族文化“内涵性”、“意义性”的引进改造行为。特别是整个新时期前十年，“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主体性”理论等均不同程度卷入意识形态论争，即使比较温和的“重写文学史”说，其所谓的“民间立场”、“潜在写作”亦可见其对应的“官方立场”与“显性写作”。换言之，“文革”后二十年，本土文化系统“内向型”百家争鸣热闹了，但能面对“全球化”、“多元化”的“外向型”百家争鸣则显得十分虚弱。近几年关于本土文化“缺席”、“失语”是为此而提出的。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新时期二十年我国文论发展一直自觉不自觉进行民族文化内部的“重新洗牌”。当中也有一些人提出要反“西化”，但由于这种提法缺乏令人信服的有关文学文化方面“外向型”“总体性”全方位的视界，总让人有回复到单一的狭隘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去的感觉，直至美国人把精确炸弹扔到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让中国人付出血的代价，具有“全球化”意识并从文化“总体性”立场自觉保卫“本土文化”的批评才在学界被一些高明之士提出。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1999年5月于南京召开了《19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钱中文先生在致开幕辞时忧虑地指出：“我们万万没有料到，20世纪竟然在它最后的时刻，不是把祝福、祥和、理性馈存21世纪，而是把侵略、血腥、灾难、废墟、灭亡、绝望与诅咒，带进了新世纪！它不祥的阴影在21世纪不知要延伸到什么时候”。“这几年来全球化思潮相当高涨，虽不能说东欧的炸弹声宣告了全球化的终结，但也促使我们想想，一些人宣扬要使西方主流文化全球化将是什么意思”。钱先生的结论是：“今天的反理性的全面独白式的疯狂，用什么来制止？除了物质的消解与抵制，我想就是用人文精神、理性、科学、平等、对话进行抗衡”（注：参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举办该会之《简报》，会议于1999年5月17-19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12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本人参加了此会。）。引用钱先生的话是想说明：(1)对西方霸权行为，即使在文化意义上，我们也“万万没有料到”，这足见我们“学话”中努力构建“民族话语权”意识之淡薄；(2)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论向儒、释、道拓进的本土文化之挖掘工作已面临极其严峻的新挑战，并且是本土文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又一次极为严峻的西方“全球化”战略的挑战；(3)不是祥和的，而是不祥的全球化阴影在21世纪“不知要延伸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一些人宣扬西方主流文化全球化”提出严重的质疑；(4)作为民族精神意识组成部分的文学及其理论应自觉捍卫本土文化的发展方向，以“理性、科学、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对抗“反理性的全面独白式的疯狂”，这是文学本土化生存意识应肩负的文化使命。 钱先生的忧虑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尽管我们在摆脱前苏联斯大林式的意识形态统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实际的文学话语权重建却主要是“内向型”的，这种“内向型”诉求大致可分为三类：(1)主要是模仿西方16世纪“文艺复兴”做法，启动的是“历史原则”，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其特征是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我们不是‘人’”的“诉苦文学”始，引出第二阶段“我们为什么不是‘人’”的“反思文学”；“历史原则”的第三阶段以现代基调小说的出场为标志，其表征是“我们该怎样做‘人’”，此时的代表作主要有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文学创作与理论共同构成的“历史原则”是“人道主义”的复兴与“异化理论”的现实批判；(2)大量引进西方各类思想与研究方法，启动的是“比较原则”，大致亦经过三个阶段，在时间上与“历史原则”有重叠，但与“历史原则”不同的是：“比较原则”侧重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原则”是观念与方法先行的一种文学实验，初始阶段就表明是“引进式”，王蒙是使用“比较原则”的先锋，从一九八一年起，王蒙就首先把“意识流”引进自己的创作，《夜的眼》、《海的梦》、《蝴蝶》、《杂色》是其此时的代表作；第二阶段主要以西方现代观念为背景的中国农民题材的重写，代表作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酒国》，残雪的《天堂的对话》、《突围表演》，李锐的《厚土》，张炜的《古船》，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这些作品突破了地域与时间观念的限制，把农民的纯朴与荒唐、老实与狡诈、善良与愚昧、麻木与挣扎的饥饿意识与性意识放在现代文化的观照下；第三阶段亦是引入西方现代“解构”、“颠覆性”等概念的“比较”诉求，如苏童的《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就用“颓废”解构一切，而王朔的《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等更是用“痞子式”的“玩”来颠覆一切，包括解构“自我”，他们离经叛道，颓废荒唐，理论依据是“外国人都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3)此时文学的“历史”、“比较”在国内似乎已走到了尽头，终于有人突然觉得“无话可说”了，“主体缺席”、“文化失语”此时被一些忧心忡忡的理论家们所提出，于是继“历史原则”与“比较原则”之后很有民主平等意味的“对话”模式终于被提出来，这是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后殖民理论”等的影响下，为了挽救“真正的中国文学”而构思出来的“双赢”方案，“对话”理论启动的是“民主原则”（注：《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但由于“民主对话”之后又衍生出无真正对手的“古今对话”和纯学理的“跨学科对话”等等，让人觉得方向不全是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意识，因此仍有文学本位主义“神位”排座之阴影。但毕竟有人不仅从政治层面更从文化的“总体性”层面注意到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一种“外向型”的对西方文化“总体性”讨个说法的关于文化怀疑、文化批判的理论开始被呼唤出来并正式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