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伤文学研究回顾 西方文化中的“创伤”(trauma)一词，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路加福音》中，耶稣讲了一则寓言，说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在强盗手里，给剥去衣裳，打个半死，抛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相继路过，视若不见，唯独有个撒玛利亚路人，见此惨状动了慈悲心，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①。上文中的“伤处”(traumata)，即是“创伤”一语的来源，虽然它指的还是肉体上的创伤，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在精神和心理上更甚的伤痛。创伤与文学的因缘由来已久。文王演《周易》、屈原赋《离骚》，都可视为典型的创伤之作。相比于身体的囚禁和放逐，心灵上的伤痛和压抑应是其创作更为直接的动力。16世纪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英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一个片段，经过弗洛伊德的引证，成为创伤与文学关系的标志性形象。弗洛伊德说： 史诗的主人公唐克雷蒂，在一次决斗时，无意中杀死了他心爱的克罗琳达，彼时她伪装披挂着敌方骑士的盔甲。把她埋葬后，他一路走进一片陌生的树林，那是让十字军军团闻风丧胆的魔法树林。他一剑砍向一棵大树，可是树干伤口里流出血来，还有克罗琳达的声音，她的灵魂给囚禁在树里，他听到她在泣诉，他又把他心上人砍了一刀。② 美国学者罗杰·库尔兹主编的文集《创伤与文学》，开篇谈的就是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的这段悲剧情缘。库尔兹提醒读者，这段插曲应当放到更大的故事背景中考察，这个背景便是四百余年前塔索雄心勃勃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库尔兹注意到史诗情节如疾风骤雨，引人入胜，然而有时也不乏过度夸张，特别是涉及爱情、荣誉、武功的描写。例如克罗琳达摘下头盔，露出金发飘飘的模样，甚至有些许“B级电影”的风味。不过事关创伤，这段情节最经典的评论无疑来自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库尔兹指出，在弗洛伊德看来，塔索的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人们如何在不知不觉之间重复伤害自己或他人。弗洛伊德将之命名为“重复强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创伤”。由是观之，弗洛伊德从创伤视角来探测文学中的人性，不失为俄狄浦斯情结之后的另一大发明。 《创伤与文学》一书的封面，用的即是表现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上述情节的一尊雕塑的图片，雕塑现藏于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作者是18世纪中叶一位佚名的那不勒斯艺术家。画面上唐克雷蒂跪在奄奄一息的克罗琳达身边，一手牵住心上人手臂，一手扶起她靠在树根上的躯干，四目交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恍惚之间，这个封面让人想起张艺谋电影《影》中境州小将杨平刀劈青萍公主的后续画面。青萍死士披挂上阵，却死在和亲对象的无情刀下。当杨公子抬起女孩下巴，突然发现眼前这个气息奄奄、满目娇嗔哀怨泪的垂死姑娘，竟是他心仪良久的长公主，我们几无例外在期待锥心泣血的创痛镜头出现，但是转眼之间，公主将匕首插入了小将脑穴，因为后者曾经信口开河要她做妾。这个出人意表的突转，在貌似将完成创伤叙述之际，转向了“烈女传”的道路。可见，文学神出鬼没，殊非读者观众所能预料。 库尔兹认为当代社会，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创伤意识在日渐增强。《创伤与文学》“导论”中引了《纽约时报》的一组数据：1851年到1960年这一百多年间，“创伤”(trauma)一词现身该报的次数共计300次；而1960年至2010年这五十年间，“创伤”一语亮相该报的次数达到了11000次③。可见“创伤”这个词语，在现代日常语言中几乎无处不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文简称PTSD)，亦在不断蔓延。从病理上说，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灾难、死亡及其威胁后所导致的延迟出现、然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当今PTSD居高不下的发病率，显示它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健康问题。这样看来，西方当代文论中异军突起的创伤研究并非无病呻吟、纸上谈兵。弗洛伊德的收笔之作《摩西与一神教》，作为创伤批评的先驱，洋洋洒洒、不遗余力地论证摩西不是希伯来人而是埃及人，在《出埃及记》中，他被麾下的以色列人谋杀身死，因此犹太民族背上了挥之不去的原罪。对于该书的写作宗旨，弗洛伊德本人也交代得清楚明白：它是一部针对世界范围排犹主义的叛逆之作。 现代意义上的“创伤”概念，一般认为源于19世纪晚期“神经病学之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法国神经病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疾病治疗实践。1894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评论》杂志创刊号上刊文评价布洛伊尔、让内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成就时，将上述几位欧洲同道所说的“创伤”比作精神中的荆棘。在库尔兹看来，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创伤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嵌入心理深处，就像伤口表面愈合，底下溃烂却在扩展，唯有打开伤口，重新清洗，才能真正得到治疗。弗洛伊德本人1920年发表的《超越快乐原则》被公认为创伤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弗洛伊德视创伤为心理防御墙面上的裂口，它是如此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瞬间就突破了心理保护机制的防御。上述塔索史诗中的唐克雷蒂和克罗琳达片段，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再形象不过地勾勒出了创伤来袭的画面。自此以还，这个画面不但成为创伤批评的一个标志性图像，而且毋庸置疑地将创伤和文学联系起来。文学牵连创伤不仅在于理论上阐述“诗可以怨”的悠久传统，而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诚如库尔兹所言：“无论是出于学科外部还是内部的原因，文学似乎是在创伤研究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它们一方面让文学来回顾自己分析文学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让文学拓展自身，同当今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