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条件下当代良性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

——兼谈世纪之交文学的生存境遇及其应对策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秀明(1952-),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尹凡(1976-),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带来了利与弊。一方面,经济化和全球化使文学在向市场妥协的过程中出现滑坡,导致作家的“失语”;另一方面,国际化的交流与碰撞迫使作家主动调整思维观念,催生了更多元立体的文学价值现。为使文学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扬长避短,继续保持并发挥它在新世纪烛照人类精神的作用,就必须倾心尽力为其营造一个良性的文学生态环境,包括外源性生态环境,内源性生态环境,同时也包括作协和文联等中介性组织机制。只有彼此同步协调,强调整体综合效应,才能促使文学在新世纪持续、健康而又有序地发展。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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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3)05-0091-05

      在新的世纪,当代文学将何为?它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这是文学圈子内外一个并非轻松的话题。2000年秋,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学时代“终结”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就更多了,问题也似乎显得更为严峻。我们不同意米勒所作的文学“终结”说的结论,但却对他有关文学在新的经济及信息时代生不逢时的判断表示认同。本文拟以此为参照对知识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实际做点具体的分析,探讨当代文学的生存境遇以及良性生态环境营造的可能性问题,借以为21世纪如何协调和处理文学与经济、人文精神与技术理性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文学生态环境的现状及所作的相关调整

      文坛普遍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日益明显地呈现出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发展态势:纯文学大面积滑坡,创作队伍日趋萎缩,知名文学期刊或停刊或大幅度改换办刊方向,阅读对象流失,文学空间越来越小。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由于对知识经济时代给文学带来的冲击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导致对文学的“边缘化”毫无应对准备,出现“失语”状态:戏剧、诗歌的创造活力几乎消失殆尽,处于自我生产又自我消费的“自言自语”之中;小说虽然标榜着“先锋的”、“欲望的”、“身体的”写作旗号,但真正能指向时代精神,表达当代人真实生存体验的作品确实不多。似乎只有散文尚能在上个世纪末有昙花一现的繁盛,但很快,那些缺乏变革的浅吟低唱和一拥而上对所谓“文化”的反思,在滚滚而前的知识经济大潮中,也显现出其“泡沫性”的本质。而另一方面,与人们日常消费消遣生活有关或与文化市场流行趋势走向一致的通俗文学,一跃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电子文化尤其是电视、电影乃至网络元素(如flash作品),也借助于传媒的普及,不仅与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学争夺读者,而且正如日中天地安享着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两相对比,昔日一路轰动、独领风骚的纯文学确乎显得分外凄凉,于是所谓的当代文学“危机说”纷纷提出。

      但有意思的是,在纯文学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生存境遇日益艰危的今日,文学界大多反而冷静下来,人们开始对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学的这种嬗变及其生存境遇一分为二地进行利弊分析。2001年底,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全球化扩散不仅不会带来文学的毁灭,相反能使文学的传播和学理的研究突破封闭垄断的格局,扫除非学术的人为阴影,树立真正客观的科学态度;同时也能将现代中国文学纳入更加开放的“全球一体化”轨道,缩短我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时空差距。这一论点的提出,标志着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语境中,作家对自我“文学身份”的理性定位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应该可视为是整体文学在观念思维上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

      其实,严格地讲,这种思维观念的调整和重新定位并非始于当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作家就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调整创作结构,以适应文学变革时代的新形势,具体表现在:进行了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交融,逐步改变文学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及其恐惧心态;进行了中西的跨文化交流,文学已从过去长时期的封闭隔绝中走出,更注意在全球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中缩短彼此之间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与此相适应,作家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学界也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古今打通、中西融合。这些调整变化,正是文学主动向新的生活靠近的明证,自然它也为我们所说的良性文学生态环境的营造,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基础。

      二、文学与经济的互动效应及其面临的时代新挑战

      尽管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新经济浪潮涌动之初,就以其特有的敏感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调整,但文学圈子里比较悲观的看法也不是没有。原因自然与文学自身调整不力及调整方面存在问题有关。如:深层次的精神价值滞后;片面追赶“全球化”而忽略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浮躁创作心态和对经济效益的过分热衷导致作品的量化生产、语言垃圾丛生等等。但从宏观的文学思潮论或文学的外部研究角度考察,恐怕还与文学所处的“知识经济”这一前所未有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据世界银行1989-1999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从1990年到1997年的7年间,全世界经济增长了5万亿美元。而在此前一万年的时间内,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总量尚不足5万亿美元。人们把这种超常规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归结为知识本身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应用的结果,并认为人类已进入以知识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具有网络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特征的时代中,知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之外,人类的第四个财富之源。由于作为最大资本的知识对社会发展的直接介入,整个社会背景产生很多变化[1]。科技知识及其知识分子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往往以技术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扬技术实用理性而抑人文精神——主义、道德、良心、崇高的取向,冲击着上层建筑多个方面,对其提出严峻的挑战。比较而言,文学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但它毕竟是精神性、情感性的东西,不能直接转化为财富和生产力,不能成为大众生存之必须或首选,这直接导致了包括文学、作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及其人文知识分子固有的中心位置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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