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21世纪以来在中西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学术观点。它最早源于1998年澳大利亚和德国学者在著述中对该词的使用；①中国学者周宁在其《汉学或“汉学主义”》(《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1期)中首次将“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术语确立下来。将“汉学主义”置于中西研究视野中进行思考的，是来自美国达拉斯得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同时也先后在中国国内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的顾明栋。2013年，他的Sinologism: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一书出版，两年后中译本出版，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②本文试图在中西研究范式的大背景下检视“汉学主义”的理论前提、思想展开及其学术效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汉学主义”是如何确立“中西研究”的独特性的?而这一独特性的强调又是如何推进“汉学主义”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的?“汉学主义”实现了成为一种“替代理论”的目标吗?通过解剖“汉学主义”这一个案，我们可以对中西研究方法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反思。 一、基于中国特殊性的“中西特殊论” 在《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一书中，顾明栋强调：“汉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笔者用它来指称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和中国的西方知识生产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现象。它与汉学这一集中研究中国的领域相关但并不相同，可以说它是汉学和知识生产的一种异化形式，它以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了中西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因此，汉学主义是一种“探索中西研究、跨文化研究中隐性的知识生产范式”(2015：18)。③在顾明栋同时期的相关文章中，也频繁使用了“中西研究”相关的表述，显示出其问题意识的自觉。④不难理解，正是顾明栋在展开中西文化比较过程中，自觉意识到了在“中西研究”中的不对等、不平衡以及“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等等问题，才萌发出“去西方中心主义”、反对西方知识生产范式对中国问题研究影响的“学术无意识”等等相关主张。而“汉学主义”正是这一主张的命名。因此，在正式进入“汉学主义”内在学理性反思之前，有必要对这一具有前提性的“中西”问题做一番辨析。 所谓“中西”，一般是指“中国”与“西方国家”，与之相类似的表述还有：“东西”，即“东方”与“西方”；“中外”，即“中国”与“外国”等等。一般来说，“中外”一词只具有纯粹客观的描述性的区分作用，“东西”则往往与“中西”含义和用法相近；这里的“西”一般都是指“西方国家”，或“西方文化”，或者更狭隘地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里的“东”往往是指“位于东方世界的中国”或“作为东方文化代表或者之一的中国文化”。如前文注释所引顾明栋的“跨越东西方思想交流的鸿沟”一文，这里的“东西”置换成“中西”意思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中的“中西”问题并非自然形成，也并非从来就有的，它其实是一个晚近的产物。中国的人文学术无外乎“古今中西”。相对而言，“古今”问题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始终，“中西”问题才真正是近代的产物。⑤诚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言：“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一也”(149)。在康有为看来，“泰西诸国之相逼”与“曩代四夷之交侵”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坚船利炮”，更在于“治法文学之事”，是“治法相竞”“智学相上”。我们以前只是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其实是比较片面，至少是不全面的。康有为这一“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判断包含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层面：其一，中外关系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曩代四夷之交侵”转变为“泰西诸国之相逼”，也就是从所谓“华夷”矛盾转化为“中西”矛盾；其二，“中西”矛盾与“华夷”矛盾之间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治法文学”。也就是说，正是西方国家“治法”“智学”对于中国的强势入侵才是导致“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根本原因，并彻底实现“中西”问题对“华夷”问题的替代。这也正是笔者所认为的，在“古今中西”之间，“中西”矛盾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中西’问题，其实是‘今中’与‘古西’和‘今西’的关系问题，而其中，‘今中’与‘今西’居于矛盾冲突的首要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古今’关系(包括‘古中’和‘古西’与‘今中’‘今西’的关系问题)”(2017：122-123)。 不过，从“古今华夷”向“古今中西”的转换也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不仅有“华夷”之辨，还与“中西”之辨有关，更与从“华夷”向“中西”的转换过程相关。从洋务运动的“体用之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之唤；从“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到“主权国家”的独立和“第三世界”意识的自觉；从改革开放初期主动融入世界的现代化诉求到全球化时代“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中西”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具体问题，“中西”也并非铁板一块的既定观念。正如罗岗所说，“在‘中国话语’中，‘中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不断重返、反复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辩护’的‘话语’”(11)；“尤其在中国遭遇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挑战，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须论证的存在，而需要在对‘何以中国’这个根本性问题给予强有力回答的当下”(14)。“西方”亦复如是，也同样是一个被中国人文学术所建构的产物。所谓“西方”，“其实是基于‘东方’立场和视角所建构的‘关于西方的观念’”；所谓“20世纪西方文论”，“也是一个经过接触获得认知，甚至是理解的变形或创造性转换的‘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观念’”(曾军2016：107)。即使是西方学界自身，也需要追问“‘西方’在哪?‘西方’是什么?”的问题，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说，“我们不得不采取简单概括的方式，如‘西方’和‘西方人’，但我们需要记住，它们代表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没有简单或单一的意义”(Hall 276)。因此，当我们面对“中西”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西方”以及“中西关系”的基本界定及其所包含的历史与价值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