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3-0026-08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问题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有着广泛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是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想研究的重要哲学基础和思想指引，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理论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资源的有力支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发展动力，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建设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化方面进行系统地历史概括与学理分析，以实现理论层面与批评实践层面上的有效推动。在理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着一本同源的关系。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不完全以文艺问题为开端与主要脉络，但自中国近代以来，文艺思想的繁荣发展与从事文艺研究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艺研究与文艺问题探讨既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思想内容。在概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在当代学界，从毛泽东开始提出后来又加以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以来，这个概念至少包含着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播和接受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形；二是理论与实践应用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文化思潮如何在深刻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中展现出理论上的效力；三是文化和思想建设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理论如何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想建构理论。从整体研究来看，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研究更多地停留在传播和接受层面上，而对实践和建设层面的关注太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启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文化理论视为一种实践哲学，而区别于纯粹的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语境及其理论和实践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研究有明显的差别，我们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研究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问题和理论成绩，但可以部分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社会、文化与哲学层面上的“立体观测”。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图景 “五四”时期①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端，期间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激荡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引入中国，在“五四”时期开启了中国化发展的历程，也开始了持续影响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过程。从内涵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核心问题引出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正式提出晚于“五四”，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由毛泽东提出的。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后来在正式的文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具体表述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则更进一步把这种“具体化”的形式限定在文艺、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范畴。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还没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开始，理论上的成果和学理上的表述还存在较多不完善的地方。受社会语境和历史条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和传播的主体、内容、形式都限定在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论争中，但受“五四”文学文化经验的影响，尤其是在一批从事文艺研究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特征已经突出地显示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先行”的趋势较为明显，这也是“五四”文学与文化经验影响和促动的结果。从这个层面上看，“五四”时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历史的开端，这个开端也是一个文化的开端。 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始于近代，早于“五四”。早在19世纪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19世纪末期，美国、英国的一些基督教传教人员和国内部分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人士在中国创立广学会，旨在“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③。1899年，由广学会组织的《大同学》④出版。《大同学》由英国社会学家劼德(Benjamin Kidd，1858-1916)所著，广学会的核心成员、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大同学》对西方各种思想文化学说做了介绍，其中在第一章“今世景象”中提到了“以百工领袖著名者”⑤的马克思，并对马克思的资本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劼德称之为“养民思想”)做了初步阐释。广学会在中国发展共有70年，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对19世纪末期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风行海内，《万国公报》朝野争读，王韬、孙中山都是《万国公报》的作者，康有为在出名前便参加过广学会的有奖征文，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秘书……”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很多人是在广学会出版的报纸杂志启发和影响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20世纪初，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国的社会主义》等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此后，孙中山、朱执信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介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有了传播和接受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引入中国，不是单纯的介绍，而是多种文化契机合力推动所产生的思想整合，具有特殊的传播政治学的特性。首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超越了单一领域，出现了多个文化思想领域跨界融合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发生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出版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报纸、杂志、新闻、书籍等多种传播载体并行⑦，传播的符号、形式均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政治家、革命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翻译家、出版家、商人、文化人士多种传播身份加入，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还是一种文化思潮、政治思潮和社会事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文化的先锋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其次，“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丰富，经典著作译介研究较为集中；参与者众，于斯为盛，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茅盾、李达、张闻天、瞿秋白、李汉俊、蔡和森、王思华、侯外庐、陈启修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所译介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数量丰富、内容涵盖广泛。⑧再次，文艺先行、思想启蒙和社会介入特征明显。“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具有明显的思想启蒙和社会介入特征，这与很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均是人文社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时刻，一开始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理论而对待的，而是将其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和思想启蒙的力量。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批文章可以见出这种意识。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提出：“现在改造世界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里闪出了一道曙光。”⑨在他看来，德、奥、匈诸国已经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自然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力量。李达在他的文章中大声疾呼“马克思还原”。他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可是还有许多人在那里怀疑，实在有替他们解释的必要。”⑩而施存统则明确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的努力了!”(11)这些早期的译介者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文化发展和现代演进的整体进程结合在一起，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理论，而不是一种单独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从而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性和社会性意义。在这种思想性和社会性面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启蒙作用更加重于革命话语。尽管这些倡导者在后来大部分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甚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缔造者和领导者；但在“五四”时期，他们更多地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哲学来看待的，这也与作为文艺先行、思想启蒙和社会介入的“五四”文学文化经验的思想特质具有明显的联系。最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有明显的关系。“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大都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矛盾、瞿秋白、李达等既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传播，既有“五四”新文学经验影响的特征，同时也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同观念、文以载道等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五四”之后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作出了更加重要的理论贡献，有的走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位置甚至领袖位置；但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感情，在他们身上，文人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子隐蔽而深刻地存在着，这种文化特质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