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炫（以下简称吴）：今天我们4位谈谈理论的原创性问题。原创性是近来大家私下里关心和议论的话题之一，各种意见都存在。之前我与李小山交换过意见，总体上小山对理论界原创性持怀疑态度。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原创确实困难，但在今天却又是迫在眉睫的命题。我是主要从下面四点来考虑的： 一、近些年学术界流行一种“失语症”的说法。这个概念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话语为参照来反传统产生了怀疑：即它能否有效解决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很多复杂问题？于是兴起90年代的国学和儒学热潮，对西学话语是个反拨，但它采取传统姿态面对当下文化问题又有脱节性：即在思想和学术文化有反现代性倾向。所以知识分子对现实发言无力，传统的“重义轻利”、西方的个人利益至上，对中国当下现实的适用性也都有问题。“失语”就是从西方和中国传统都找不到心灵依托，从而产生话语无力和阻碍。试图摆脱“失语”状况，可能是说出自己话语即原创意义上的话语的开始，这应该成为我们学人的一个基本共识。 二、当代社会现实发生的重大变化，我认为它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今天比鲁迅时代更复杂更特殊：“五四”时代还有一个西方价值中心取向，而现在西方和传统价值中心均暴露其局限性。当代社会对利益、快感、欲望的重视，对所有轻视利益、快感、欲望的文化价值观提出了挑战。除此之外，现实还有许多困惑：比如对大众文化怎么看？中国的人文精神其内涵是什么？学术界含混朦胧，没有有力量的理论建构。包括我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希望找到一种适合于当代的不同于中西方传统话语的第三种话语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理解，也许这就是我所谓的理论的原创性意向。 三、思想创造与学术研究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学术的广博，知识的积累并不一定导致思想创造，钱钟书就是例子。孔子、老庄与西方隔阂，不影响他们产生思想。海德格尔、黑格尔不懂汉语，也产生了自己的思想。所以我认为：思想的产生来自于对当代现实问题的发现和创造冲动。在这个冲动过程中，才把影响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纳入自己的批判视域，尤其是，思想创造并不以知识渊博为前提。即便我们不知道海德格尔，我们也不用担心产生与海德格尔一致的哲学思想，因为海德格尔也不一定是知识渊博的学者。相反，不能穿越以往的知识结构，被现有的知识所限，在不同的知识和思想中忙乱，从而没有理论思想的原创冲动，或者一读到原创就以知识准备为前提，恰恰是非创造性学者的思维方式。 四、20世纪文化最主要问题是原创力贫困和原创冲动的关系。我是在原创力贫困的前提下谈努力的可能性。艺术直接面对现实感受的模糊性特点，比起理论和知识形态的生存状态要好一些，鲁迅就是典型。即我觉得鲁迅的小说比杂文成就要高，小说提供的空间要博大，而杂文蕴含的思想就显得有些贫弱，包括相信进化论相信尼采，直至相信阶级斗争论。一个世纪以来，艺术家的作品比理论家的思想可能显现得更丰富和模糊一些，这是艺术的特点造成的，其实质依然有“个体化理解”匮乏的问题。而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经典，缺乏能启迪，能震动我们的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一事实，也依然说明中国人缺乏原创力是普遍的问题。这对中国学者，包括艺术家、创作家都是一个基本课题：即如何利用原创冲动形成原创理论或经典作品以摆脱思想层面上的依附状况。 李小山（以下简称李）：我写过文章谈理论上的原创性。20世纪中国各方面朝西方看齐，因为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的差异，我们不可能在看齐的基础上超越被你所看清的对象，同时我们已有的二千年思想来源根本无法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生存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化标准变成了飘浮在空中的碎片，我们所抓到的西方思想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都是零碎的。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体系被称为“×××思想”。可历数西方，却比比皆是。那么，我们理论家究竟做了什么？写的东西又有何意义？有人把我国理论家比喻为房产中介公司：自己无房产，只把人家的房源介绍给需要的人。我认为：20世纪中国理论界是毫无原创性的。这不光是中国，这在整个第三世界已有几百年了，也许这是整个地域、民族、或者说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有的民族文化也许注定在某方面处于原创贫困状态。例如：俄罗斯的文学、音乐对世界贡献最大，但绘画不行，思想除了宗教就几乎没有了思想。再如拉丁美洲，贡献给世界的是文学和绘画。 鲁羊（以下简称鲁）：（插），还有足球。 李：啊？足球！——那中国还有乒乓球（笑）——西方从古希腊至今其理论创造的节奏很平稳，每个阶段都可能产生对世界有辐射力的思想家。 潘知常（以下简称潘）：搞理论是一种没有智慧的痛苦，而且在中国搞理论命中注定是不能取胜的职业。最近编了一本《中外百年美学论文选》，国内只有宗白华和邓以蜇的两篇文章入选。这说明搞中国美学是痛苦的选择，也许研究中西美学碰撞和对话好些，但纯粹搞理论的就不行。如王国维在美学史上有点地位，但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李泽厚也仅是一位著名的美学史学家。这说明：20世纪中国的注家、译家远远多于思想家，注释、介绍多于创新，重视知识多于重视智慧。尽管著家、译家、专家都作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应承认，我们缺乏创新，中国20世纪是没有思想的世纪。对此，我们都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