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后现代”？ 随着文化激进主义的政治／道德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上又一次创伤性运动，“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推陈出新，成了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想失败后祭起的又一面理论旗帜。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大量援引和论争，不仅导致了对于9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状况的认识分歧，而且产生了更大规模的有关社会“现代化”诸问题的差异性要求。 在我看来，进入90年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现实，是社会变革运动及其导致的相应的文化活动转型、价值意识变异、现存体制内部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削弱，而不是所谓“后现代”社会、文化的肆意入侵和大面积围剿。对此，我曾经指出过：“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向我们提供多少真切具体的‘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相反，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由于缺少自己典型的文化语境——多元文化因素的并置，使得8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文化（包括文艺活动和大众日常生活）进程呈现出令人深感困惑的一面——因而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因素和文艺现象都丧失了或根本不存在其典型性。这一切，庶几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之中，其文化价值模式和精神结构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Modernity）。”〔1〕事实是，在讨论“后现代”问题的时候，许多人常常情不自禁地夸大了当前中国社会里某些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有着某种表象相似性的现象特点，对90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文化征候进行大胆的“后现代”释义，而很少有意识地顾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异特质，更缺少一种对今日中国文化现代化建构的具体策略。 毋庸讳言，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某些可描述的“后现代”文化表象，逐渐从敞开的国门缝里挤了进来。环视最近一些年中国文艺的种种迹象，就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变革中，“后现代”的某些价值倾向、精神要求，诸如深度消解、平面化、“解中心化”、文化碎片化、复制性，等等，其作为“后现代精神”的陈述性话语，至少在中国大众接触最广泛、也最频繁的影视、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开始显山显水。从王朔小说的“痞子化”调侃，到新写实主义在文学文本上对日常状态的主动贴近，从“第五代导演”对“伪民俗”影像编码的集体热情，到各种“戏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不断成为电视观众的“精神快餐”……在文化表象的连续“拷贝”中，“后现代”在90年代中国文化价值流变的行程中为自己找到了不少热情的回声。然而，如果我们理智地考虑到当前中国文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变异性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要求，考虑到80年代末以后中国文艺“后现代”表象的种种虚假性、混杂性和模仿性——仅在小说领域，我们便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读解出反抗权威的“后现代性”与执着自我的“现代性”之间的背反，从王朔的《顽主》看到藏匿在一连串肆无忌惮的调侃背后的浪漫主义理想的天真热情，从刘震云的《单位》发现具体生活的琐细无奈与小人物对自身感情的痛苦回忆之间的相互冲撞——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与其把90年代夸大为“后现代”在中国泛滥猖獗的时代，不如说这个时代是“后现代”不断在各种文本里被复制，但其中却又很少真正体现“后现代”典型特征或“后现代”被多元文化动机、利益所“异化”的过程。因此，在各种学术话语中引述“后现代”问题，真正的关键应该是把对“后现代”现象的讨论，同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所进行的特定“转型”联系起来。这不仅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前途，更具体地说，它真正涉及了我们谈论“后现代”问题的现实语境。 说到这里，问题便很明显了。如果说，“后现代”问题在现实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某种“非典型性”，这种“非典型性”的现象存在只是这样或那样地呈现了一些“后现代”的价值表象，那么，谈论“后现代”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就毫无意义呢？否！这里的情况仍然涉及到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后现代”？在我看来，只有从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立场上来把握，我们才能有效地发现“后现代”问题在中国的变异及其特殊意义。 大致说来，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 第一，“前现化社会”向“现代社会”、“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应该说，这是从形态理论角度对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唯一可能的描述。它反映出，首先，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方向，依然指向发展经济的总目标；“经济优先原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立足点，同时也是制衡社会转型的客观机制。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发生、暴露的一切，无不呈现出特定的“经济学意义”。这一点，对于80年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来说，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扭转——尽管80年代中国社会同样强调经济变革的必要性，但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却始终是制约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解放理想，更成为其中矛盾冲突的思想基础，它决定了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政治化”。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缘进入全面“转型”活动的基本原因。这一点，正是我们考察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体制内部的政治变革要求并没有带来社会转型的理实轨迹，相反，以实现当前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活动却成为社会转型的直接迫力。而经济上的落后，则决定了中国社会所进行的，绝不是一步跨入“后工业状况”，它更多着眼于如何走向工业时代的发展前景。其次，社会转型的具体过程，不断强化了经济“现代化”的实际追求，肯定着“现代化”的物质主义理想。这是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如今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急切。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化”主要还不是一种文化精神——尽管“现代化”必须凝结成一种精神的价值存在方式；“现代化”更实际地表现为社会转型中的物质积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进步形式。所以，面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种种精神不幸，中国人虽然也若有所思，但是，它们却不能不被现实的经济动机和物质欲望所淹没；一种强烈地期望尽早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现实欲求，使得“现代化”在今日中国始终表现为一种经济社会形式和物质主义的成就，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