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面临几个绕不过的问题：纯文学能否依然凌空高舞？俗文学真的占据并控制了文学的主导话语权？文学多元格局的建立除了自身的因素外，外部的影响来自哪里？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还能坚持多久？在对问题的追问与研究中，传媒作为不可忽视也无法忽视的因素，对文学的发展起着无形与有形的影响。那么传媒到底是抹煞了文学的纯洁性、消解了文学的严肃性，还是在影响文学自身的同时使得文学重构自身的成长？ 一、问题的历史回顾 对问题的解答必须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追述。在分析传媒与文学的关系时有必要进行简单的历史梳理。文学自身在其成长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形态：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即文学体裁的四分法。文学的传播途径则主要是从口头传播、书面传播演进到以电子为媒介的传播。这几种文学形态和传播方式在一个确定的空间和时间同时存在。当文学形态平行存在的时候，它们被接受的程度在不同时期并非“平分秋色”，总有一个占比重稍大一些。从当下来看，小说占据文学的中心位置是不争的事实，“小小说”“另类小说”“先锋小说”“原创小说”“实验小说”等以类的形态异样纷呈，如此多样的表现形态本身就显示出它的蓬勃生长。诗歌的境遇就不那么乐观了。创作者的大批流散，作品数量的减少，读者群的疏远，都标志着诗歌不济的命运。这恰恰印证了黑格尔关于诗性文学作品衰落的判断（注：[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8页。）。 我们只是以这两种文学形态作为切片，关键是想弄清如此态势的出现除了文学自身的因素外，传媒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从诗歌和小说的品性上看，诗歌主要以抽象的哲理再现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小说则借助的是故事和叙述的力量来传达对生活的认识，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抒情的艺术，而小说则属于叙事类。传媒的品格和机制要求传播对象通俗化，感性化，易被理解，只有这样传媒才能进入工业社会发挥其作用。在这种工具与主体，对象与载体，中介与目的的相互作用中，作为文学传播工具的传媒对接近于自身特性的小说逐渐接纳，而对于自己无法认可的形态则出现了背离；而且除了接纳之外，当传媒适合哪种文学形态的时候，就意味着哪种文学形态可以借助它发展起来，小说的故事性恰恰适合了小说的传播，因此小说的繁盛、诗歌的衰落便是自然的了。由此不难看出，传媒对于文学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的，但要使它发挥作用还必须使文学本身存在与传媒相适应的因素，因此，文学传媒实质上是作为外部力量对文学产生着作用，影响着文学的变化。文学要发展，就必须适应外部力量的挑战，而传媒的工具性恰恰能适应其为文学服务的要求，二者自然形成了一种关系：文学首先是主体，传媒是工具性的中介，这是二者初始的关系。 传媒对于文学的作用力在起初是微弱的，因为它自身发展得并不成熟。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传媒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迅速成长起来，由单一到复合，由平面走向立体，尤其是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传媒的发展进程，文学与传媒各自为政的局面自然也在发生着改变。传媒并不仅仅作为工具和外部力量影响着文学的变化。如果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传媒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就不能成为一门显学。这里必须关注的是，这种变化对双方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不妨把关注点放在文学和传媒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改变的20世纪后20年到当下，其研究才更有启示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传媒从工具理性向功能主体的转换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尔诺在其著作《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念“文化工业”（注：[德]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见《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1-252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被同化到现存制度中，并且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也就是通过按技术——理性工具和消费至上原则构成的“文化工业”来实现的。在其后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他认为“文化工业”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注：[德]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见《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1-252页。）他将传媒既作为工具，——现代文学产品的生产是借助于传媒的先进技术，又将传媒作为一种功能性的主体影响着文学的生产，当然他对传媒是持否定态度的，这恰恰又显示出传媒的另一面，传媒已经不只是作为工具为文学的生产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左右文学的生产，改变着文学的成长轨迹。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早期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媒体对文学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对文学的传播起着辅助的作用，文学的主体位置并不因媒体的介入而有所改变，它遵循的是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与媒体是主从的关系。随着力量的强大，媒体开始在各个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逐渐改变了与文学的关系格局。大众传播成为文化空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力量。技术的发达使得媒体改造了我们的文学，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电视等大众传媒不仅影响到文学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而且影响到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深深潜入到创作者、读者和批评家的思维和意识中，改变了对文学接受的视野。王富仁先生认为，到了当代社会，媒体的主动性加强了，媒体的选择在有形与无形中影响着文学的生产（注：王富仁：《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读书》，2004年第五期，第87页。）。更为关键的是媒体对于文学的干预有了自觉意识，不是盲目的，随意的，顺从的，已经从自在走向自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而一旦这种意识生成了，便会自觉地要求文学的改变。“华语文学传媒奖”就是媒体自觉意识的一个例证。它由媒体发起，让文学参与到自己的评价体系中来，对文学价值观的认同也是以媒体的要求为标准，媒体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公布对文学考察后的结果。这表明媒体对文学的干预意识已经形成，对文学的介入机制也在逐步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