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理论范式的两次转向 在20世纪的一头一尾，文学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是从历史主义到形式主义“向内转”，一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耐人寻味的是，这南辕北辙的两次转向恰恰都是在语言学的地盘上发生的。 文学理论早先的“向内转”，是从两个源头开始发动的，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一是俄国形式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切近的渊源关系，就像两条纠结缠绕的线索一样剪不断、理还乱，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还发生了十分凑巧的历史遇合。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也就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在巴黎出版前后，该学派反对用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分析等“外在的”研究代替文学研究本身，强调文学语言形式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身规律。然而这一学术主张并不见容于当时前苏联的政治气候，最终在三十年代初遭到批判。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沉寂，俄国形式主义终于熬到了出头的日子，虽然期间曾有人作过译介和推荐，但1965年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茨韦坦·托多罗夫将该学派的代表性论文结集为《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集》以法语出版，才真正成为俄国形式主义东山再起以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契机，而此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因《普通语言学教程》英译本的问世而刚刚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并不否认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他不止一次说过：“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我们不能不把语言放到它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并像对待其它社会制度一样去提出问题”①。但是如果对他的说法仔细推敲一下的话，会发现他所说的社会性、历史性仅限于语言现象和语言实践本身，主要是指语言/符号、概念/语音、能指/所指、言语/语言等关系的社会性、历史性生成。索绪尔对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作出区分，认为前者是先于具体言语行为而存在的普遍语言规则，而后者则是具体的言语行为；或者说前者是语言的社会特征，而后者则是通过具体的言语行为对语言的社会特征的体现。这就像一盘棋，语言(langue)是下棋的规则，而言语(parole)则是下的每一步棋。索绪尔所说语言的社会特征并非指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而是指下棋双方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是指这种游戏规则约定俗成的社会性，至于其中某一步棋该如何走，并不以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为根据，也不受下棋之外的社会现实的支配。这一点使得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的论述受到质疑，斯图尔特·霍尔指出：“索绪尔对语言的关注恐怕是太排他了。对语言形式方面的注意的确把注意力移离较为互动的和对话的语言特征，即移离了实际使用的语言，即在现实情境中，在不同类型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中起作用的语言。这就不必惊讶为什么语言权力的问题——例如不同状态和地位的说话者之间的权力问题——对索绪尔而言没有发生。”②索绪尔的这一偏差也说明他虽然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问题，但又无所用心，他的兴趣不在这儿，不在语言外部的社会现实，而在语言形式本身。因此在索绪尔肯定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同时，语言结构背后更加重大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和人类命运恰恰成为盲点，而语言现象所潜藏的权力、身份、语境等问题的探讨均告阙如。也许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诉诸一个语言学家或一种语言学理论那是过于苛求了，但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却说明上述问题的提出完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也是能够积极促进语言文化本身的深化和提升的。 二 话语理论的提出 后来的文学理论恰恰是按照这一逻辑发展的，其突出标志就是话语理论的提出。 当代文论史家曾这样评价：“巴赫金学派也许是现代文学理论家中最早拒绝索绪尔语言观的。”③巴赫金在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④一书中，就曾将索绪尔语言学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将其称为“抽象客观主义”，指出它将语言形式抽象出来，使之仿佛成了与现实分离的成分，成了独立自在的历史存在。巴赫金不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符号，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语言能够表达不同的涵义。巴赫金认为，一切语言行为都不能单从其本身去抽象地理解，而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来考虑，它是一种话语。他说：“确实，我们无论列举哪一个表现——话语的因素，它都是由该话语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首先是由最直接的社会氛围所决定的。”⑤就是说，决定话语的不只是语言环境，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巴赫金还认为，任何语言都是一种对话，对话形式把相互交谈的人联结在一起。而这相互交谈的人往往出生于不同的环境，从而该环境中已经充斥着话语，其中每个人都力求借助语调、发音、选词和动作，尽可能忠实地向对方传达某种信息。巴赫金说：“任何话语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来表现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于他人形成自我的，当然，自我也是相对于所处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连结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纽带。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⑥巴赫金的上述见解不啻成为后来话语理论的先声。需要说明的是，巴赫金对于“话语”概念的运用还不尽成熟、不尽规范，加之法语、英语与俄语等之间语词概念内涵的不对应，也导致了相互迻译和使用的困难，故其所说“话语”的内涵并不稳定和确切。尽管如此，但后来话语理论的主旨却已有雏形了。 值得注意的是托多罗夫，他在讨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提出了“话语”概念，其《文学概念》(1978)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在陷入语言学‘是什么’这一深渊之前，我抓住了一个轻便的救生圈：我的问题首先并不针对文学存在本身，而是针对像下面那样试图谈论文学的话语。”⑦托多罗夫指出，鉴于文学的定义以往存在的缺失，有必要引入一个与文学概念相关的概念——“话语”(discourse)。为什么话语概念是必要的呢?在托多罗夫看来，在文学中，“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然而话语不止一种，而是多种，它们各有形式、各有功能，而这些形式和功能往往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譬如说私人信函的书写方式不能代替官方报告，反之亦然。可见，“任何一种言语属性，在语言内部是随意的，但在话语中则可能变成强制的；社会在所有可能的话语代码系中所作的选择决定了人们所说的体裁系统”⑧。文学的体裁并不是任意确定的，它既是属于形式的，又是属于社会的，它具有一种话语属性。譬如史诗产生在某个时代，小说产生在另一个时代，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托多罗夫还曾专门研究卜伽丘的《十日谈》，认为该小说的语法结构和陈述序列与其产生的时代具有同构性，可以通过这些形式要素透视语言学外部的真实世界。文学体裁与其时代的这种同构性其原因在于文学是一种话语，对此托多罗夫作出预言：“在此领域中，诗学将让位于话语理论和话语类别分析。”⑨而他后来的研究，包括《话语种类》(1978)等著作的撰写，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