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语：百年古代文论的研究涉及的问题众多，从古代文论的学科范围、学科建制、研究方法、特征界定，直到最近的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传统的现代化、文化遗产的承继、中华人文精神的弘扬等一直纠集其中。更为特殊的是，在古代文论学科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纠缠于古今、中西的两难选择。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思想史资料，而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学科体制则是现代的知识生产；古代文论是古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作为对于文学的思想，古代文论又有超越性的一面，这些给今人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在文论失语症和古代文论现代化的讨论之后，今天再来谈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应深入到这门学科的各个层面，为此，我们推出三篇文章讨论古代文论研究的具体问题，希望对学界的思考有所推动。 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与书写体例 ——古代文论研究中诸问题的思考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提要：西学模式的引进导致了古代文论学科中的批评史与文学史、批评史与批评观念、批评史与文化语境的割裂。研究目的和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古代文论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回应西学问题、学科内在的演化问题、体系构造问题以及书写体例问题都应该重新思考。 关键词：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体系构造；体例难题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4-0015-06 今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个20世纪才产生、流行的概念，“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也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世纪上半叶，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语境中，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从草创到成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一学科却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冲击、焦灼，在这种冲击、焦灼中，既包含着一系列从学术理念到方法论方面的观念性危机，也孕育着一些新的文化认同和文学价值方面的积极性的选择契机。 新语境所产生的影响、制约作用是多层面的，必然会引发出许多深度性质的学理性问题，其中自然涉及到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范围、体系建构、书写体例的反思与认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的重新定位。一般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需要处理如下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材料的辨别与取舍；第二是编写形式的确定。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包含着复杂的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的问题。材料的去取与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等的界说有关，这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批评史研究者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尤其是近现代纯文学观的影响；在编写形式上，体例的转换体现得往往是研究基本范式的转换。今天这种学术运作方式的利弊都相对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值得我们认真而系统地加以反思。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产生与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比可以见出各自的特点。就我国古典学术体系看，主要还是在“经、史、子、集”的大框架下所作的进一步分类，这跟当时各学科运作的实际状况是一致的，并没有西人那样强烈的“理论史”意识。从集部所附的唯一与现在所称的古代文论学科相关的“诗文评”类所体现的内容看，也与现代以来形成的“古代文论”的表述样式差异甚大，其中包含有如纪事、感悟、评点、摘抄、说理等，及对法式、理论或概念的讨论等多种含混的记述方式，甚至有些是学科边界相对模糊的。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运作模式则将所谓的“理论形态”从事实状态中抽取出来，将它们与多要素混杂的具体性相剥离，形成了所谓的“概论”等，具体落实到文艺学上就有了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等似可独立演进与表述的理论系统，一般每一学科均有一概论形态，它们可以整体地解决一学科存在的那些基本问题。与之相配合，又有所谓的概论史、理论史等。从世纪初的情况看，不单单是文艺学领域，学术的各领域在当时都在大规模引进各种西学体制，包括概论与概论史等，也有许多是因现代大学纷纷建立后教学的需要而引进的教科书，它们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我国学科体系、体制的正式确立(比如朱东润就强调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难免有“讲义”的气息)。我们最初及后来延伸开来的古代文论编撰体制与这一重要背景密切相关，从而使得原来混杂一体的文论面貌倾向于向较为单纯的、也更注重抽象概念演绎的方面渐次汇拢，并奠定了以后文论研究的主要路径，即注重对一些从历史中寻找出来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等的解释。 如果先不论研究者的本意，而只从已成的研究实情看，以上这种研究方式的长期传承就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实际上，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提出某种文论观点、范畴、命题等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即表现了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直到很晚，也还只有诗文家而没有批评家的概念，批评还没有成为一种专类或职业，只是文学家工作的闲余延伸。因而，如果为批评史而将批评史由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出来，并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及对之的必要揭示，理论研究就失去了对文学活动本身的“了解之同情”，就会使批评史失去最为基础的理论着落，甚至使人不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从何而来、为何生发的。这在后来又导致了批评史与文学史研究界限的划分，似乎搞批评史者与文学史研究无缘，搞文学史者则又是另一派人。二是批评史与更宽泛意义上的批评观念的割裂。如果重新回到古典批评状态，可以看到，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其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由多样具体而至愈益抽象的批评观念一起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其间又有错综交融，在解释时也必有其不可脱落的关联性。只是找出若干有范畴形式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批评，不仅会忽略那些隐含在大量批评实践中的、抽象化程度看来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研究上的片面性、随意性。即便有所谓的批评史本体存在，我觉得也不应缩减到一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少量的范畴、概念。三是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自然有其特殊的对象，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识写进作为研究成果的文本之中，但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些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在当代学者处已很容易理解，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已成为该学科中最有展望价值一个方向。但这在20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虽然也有因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引起的对社会背景的重视，但在这一前提下认识的背景基本上属于模式化、概念化、外贴的，与文论观、批评观所真实、具体产生的文化语境是两码事，而且前者在当时的论证上也是甚为薄弱的，文论史界尚缺乏对一批评观所生发的文化、社会背景作真实考察的基本意识及在这方面的训练与能力，一般讨论仍限于十分狭窄的范畴论述的范围，而这也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等的解释实际上都是很成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