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解释世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行为方式。人类理解与解释的思想历程，有着一个从认识论到阐释学不断解构又不断建构的过程，澄明着人类认识世界、把握自我、探究真理、不停践行的必由之路。在古希腊早期哲人感知自然、思考宇宙基源之后，苏格拉底提出了“人啊，认识你自己”的自我认知观念。柏拉图以其“理念论”将自我认知扩大到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存在与自我认知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则创建形式逻辑，确认了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性，使理解与解释成为认识世界的普遍性知识。至此，西方形成了关于理解与解释的认识论。认识论发展到17世纪，认识的普遍性已成为知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基本标准。知识的真理性就在于认识的普遍性被公认为认识论的核心原理。理解与解释的共同性在普遍性中被无限放大。世界一切皆能认识并形成普遍知识，思维成为万事万物何以存在的根本原因，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识性概念。普遍性如此扩张，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知识如同上帝，认识论膨胀为无边无际的“百科全书”，认识论的认识原理、规则、功能逐渐失范、失效，导致18世纪德国“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各执一端，无法和解，认识论面临解体的边缘。从人有何等认识能力、人究竟能认识什么出发，康德提出“先验综合”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结论是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人的认识范围亦有限。人只能运用知性能力对感性经验进行认识。认识边界是此岸的感性世界，认识的结果是有限的、可经验、可计算、可实证的知识。认识普遍性的绝对化、知识有效性的无限化，使认识陷入“二律背反”，知识丧失真理性。古希腊至18世纪普遍性无限扩大化所带来的认识论解构的危机被化解，也创立了被康德自己称为“普罗米修斯革命”的现代认识论。费希特“同一哲学”、谢林“绝对同一”理论和黑格尔“绝对精神”学说，皆丰富、发展了康德构建的现代认识论。马克思则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揭示了认识活动的实践本质，最深刻地阐发了实践对认识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昭示了认识的条件性、时代性，知识的历史性、进步性，现代认识论步入鼎盛。 20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认识论已无力应对自然科学不断创新、社会科学迅速扩展、精神科学日益深入所带来的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新结果，认识论的理解与解释空间被压缩在传统知识系统之中。如此格局中又遭到盛行于20世纪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冲击与裹挟。现代认识论山穷水尽，阐释学则粉墨登场。阐释学的理论原点，是理解与解释物质世界为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中，对象客观恒稳，过程可重复验证，方法以观察、统计、实验、计算、实证为主，结果是普遍可传达、运用的知识。说明物质世界的真相是认识的基本作用，工具理性则为认识的基本手段。理解与解释精神世界被称为阐释活动。在阐释活动中，对象为意识文本，过程不可逆，方法多为直觉、领悟、表现，结果则为个体教化与群体共鸣的意义表达。言说主观意义并使其可信是阐释活动的基本功能，阐释的理性只是价值。施莱尔马赫率先提出宗教根源于人类情感而不是知识和道德，宗教需要诠释而非认识，从而诞生了阐释学。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陆续为阐释学确立了基本的阐释原则。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为阐释学提供了主要哲学方法论。至20世纪六十年代，伽达默尔系统论述了哲学阐释学理论和阐释学的接受美学的实际应用，使阐释学成为风行全球的显学。然而，阐释学先天存在非理性主义的缺陷，其突出症状为反客观性、反普遍性、反逻辑性、反知识性。这些症状又引发阐释学无视作者、强加文本、宰制读者等一系列“强制阐释”并发症，形成一种当代的文化独断与意义暴力。阐释学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状态，致使其在20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反本质、去中心、消意义、解结构的后现代文化狂潮中必定势单力孤、穷途末路。 不过，经过百年的兴衰直至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许多思想者不断反思阐释学的失误、重构阐释学的品质，意图在新的时代中复兴阐释学。其中东欧卢卡奇、西欧哈贝马斯、中国张江便是翘楚。卢卡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其“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石，批判20世纪阐释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倾向，重建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20世纪阐释学改质换形指明了普遍理性的理论原则。哈贝马斯据守启蒙现代性理念，针对阐释学文化独白与私人话语状况，提出“行为交往理论”，为阐释学展示出平等对话的公共空间。张江拒斥文化文本和文化经验的“强制阐释”，借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提出了阐释即理性、阐释即公意、阐释即共享的“公共阐释论”，为重建当代阐释学提供了中国方案。凡此皆表明，从认识论到阐释学的思想史解构与重建，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关系谱系。从认识的普遍性到阐释的公共性，昭示了人类在共同理性、共同普遍性和共同命运体中实现文明进步、文化发展的思想必由之路。 一、认识的本质化与知识的普遍性 自公元前6世纪泰勒斯提出世界本原是水的论断后，阿拉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芝诺、德谟克利特等哲人，构建了西方关于自然本原的理解与解释话语。这些关于自然本原的理解与解释话语虽有所不同，却都将某些特殊事物设定为自然的基源。当代哲学家罗素曾说：“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①普遍性为哲学之基本规定性。苏格拉底依据普遍性原则向人自身追问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国家等一系列关于人的普遍性提问。苏格拉底虽没有给予确切的回答，却为这些问题设定了一个普遍开放的性质，将追求一种普遍性回答视为共同的期待，认识论诞生了。这表明认识论原初就否定对问题的相对主义“意见”，而执著于对绝对真理的揭示。真理的标准是普遍性。苏格拉底关于人的理论开创了西方实践哲学和伦理学，同时也缔造了理性、普遍性、真理性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柏拉图根据苏格拉底关于理性、普遍性、真理性的认识论基本原理，探究具体实在因何而在的问题，首次营造了认识论体系。生生不息、变化无常，却必定有其普遍不变的确定性，使具体实在成为实在，发现这普遍不变的确定性就是揭示存在的真理。柏拉图称这普遍不变的确定性为“理念”。“理念”是普遍原型，是明确不变的范本。普天之下万事万物皆因摹仿各自理念而存在，摹仿对象、样式、角度、方法等不同，便有了同一属种各有特点、各有形态的具体实在。在柏拉图认识论图景中，“理念”超于经验而在，具体实在则在经验中。理解与解释超验理念如何使具体实在在经验中存在，则为认识论之根本任务。柏拉图借用“记忆”和“洞见”的比喻理解与解释超验理念使具体实在得以存在的过程。人的灵魂来自于理念世界，降临人世后留下对理念的记忆。人对灵魂记忆中的理念进行摹仿，在经验中产生了各种具体实在，即为“记忆”。人群中有些特智之人如在洞穴中偶见洞外人影经过般留下理念之印象，加以摹仿而有了具体实在，称之为“洞见”。②“记忆”“洞见”之终极被柏拉图视为“神灵凭附”，认识无法企及这一终极。如此，认识论有了“阿喀琉斯的脚踵”：认识是对象的摹仿，永远不如对象完善。终极原因必为形而上抽象观念，认识无法理性阐明。柏拉图为认识论规定了揭示现象背后本质、发现事物深处规律、把握特殊之中普遍的基本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