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从早期对知识、话语的考古学挖掘，对疯癫和理性观念关系史的重新审视，到对于权力关系的谱系学微观分析，最终回归到“关怀自身”，形成了一种关于自身技术的生存美学的建构。他始终围绕主体批判，揭示了主体生成过程中知识、话语和权力参与的复杂运作。在分析各种类型主体具体塑造的过程中，福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规训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场域，其理论始终和人的生存问题密切相关。 福柯的学术生涯虽然短暂，然其理论著述却兼及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精神病学、语言学和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因而学界对于福柯的关注大多聚焦于知识、话语、权力、主体等核心问题，有对于考古学和谱系学策略方法论的考辨，有关于福柯解构、重构主体历程的探讨，有对现代社会权力规训、知识生产和真理游戏的精细分析，也有对福柯治理思想、自身审美化生存的诸多思考。由于福柯的理论有着摆脱自我、解构自我的显著倾向，所以，试图将其思想置于一个主题框架内“体系化”，无疑有很大难度。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福柯研究的重心与主流，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伦理学及思想史意义层面上。 然而，福柯关于文艺问题的独特思想，由于零散且往往被视作是其批判理论辅助的引述和论证素材，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同时，福柯的文论思想很不纯粹，常常将文学作品引申到权力、话语、知识、主体等非文学的语境，这也使得文艺学研究者很少挖掘、梳理福柯的文艺观点。 事实上，福柯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文论家，但他早期对布朗肖、巴塔耶、萨德、鲁塞尔等作家的关注，对小说文本、文学现象进行的大量研究评论，形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文学时期”。福柯关于文学中语言、作者和空间的论述，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都引起很大反响，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福柯虽然没有转向文学研究，但他一生从未远离文学。福柯文学观念的研究价值很大，但同时研究又很薄弱。 因此，对其文学语言观的研究，也是一种福柯所说的“外部经验”，即在福柯研究重心的“外围”窥测文学语言与知识真理、权力话语的潜在张力。对福柯的文学语言观进行梳理，不仅是对西方传统文论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为福柯的批判理论提供了另一阐释的向度。这是因为，福柯认为，“僭越与折返”的双向运动，可以还原文学语言的原始存在，形成一种“反话语”，抵制传统的“知识型”结构。同时，“重叠与复制”是文学语言的生产机制，“过度与增殖”是文学语言的游戏机制。文学语言的生产性与游戏性构成了巧妙的对偶。而文学语言的所有机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抵制死亡，通往无限的生存论意义。因此文学语言的僭越与折返，恰恰为他解构和重构主体之路，提供了一种在诗学范围内进行自我操练的“行为模态”。僭越和折返的双向运动，也为福柯理论中越界思想、外部经验和重构域内，最终塑造新型审美化主体，提供了一种参照策略和行动指南。 一、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反话语的语言 福柯的文学语言观与其话语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词与物》中，他发现了一种“知识型”的深层结构，这一结构表述了人们先天必然的无意识思维范式。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词与物何以联系组织等框架性问题。词与物的关系，概括了语言与其对象之间的所有可能性，成为困扰人们，甚至让人却步的边界。因为人始终无法切入到语言和对象之间，所以我们只得沮丧地承认，无法用抽离语言的方法，探讨语言表达的思想。 福柯将漫长历史中人类的“知识型结构”划分为三种：相似知识型、表象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他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审视这三种“知识型结构”中词与物的关系。认为三种结构之间不是因果之链的承续发展，也不是人文社会领域的知识进化，而是其间发生过“两次断裂”，完全是一种“离散模式”。 语言产生的初始阶段，相似性是一种构建性原则：“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①古典时期，“再现”原则逐渐取代了“相似”，人类进入了表象时代。相似性与符号的先天契约被撕毁，书本中的言语成为虚空，词与物产生断裂，词不能标记物，它游离在外，无所事事。物在原本的同一性中，除了它本身，不再成为其他。这一时期，语言追求独立，它排除相似性，只发挥表象作用。人们开始思考通过语言秩序来认识世界秩序，试图以“词之序”来认识“物之序”。其方式就是赋予词特殊的权力，用词来命名物，把语言变为话语，通过话语生产人们必备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德里达与福柯有着某种默契。他们都拒绝让语言承担“认识”功能，破除语言工具论，解构“知识型”，认为人借由语言而生。德里达曾经针对结构主义者索绪尔的一个文本及其注解，尖锐指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构最大的总体性——知识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明确工具”②。解构知识型，最重要的就是解构原有的“话语”，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行“僭越”与“折返”的双向运动。 僭越与折返，来源于独特的“反思”经验，这种“反思”不同于笛卡儿的“我思”。笛卡儿的“我思”与“我在”高度同一，福柯的“反思”则始终与异质性、差异思维紧密契合。他的版本应当是“我在，因为我是我非思之存在”，“我在”通过异在、折返的方法确证。他有意识使自身“断裂化”，完成“自我更动”，最大程度地实现“越界”生存。“在生活中，有些时候，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思考和感知的问题，是继续观察或反思所必不可少的。”③为摆脱自我，人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感知、从新的角度进行观察，进而形成“自我差异化”的思维，构建一个地质学意义上运动的“褶皱”，为自我折返提供操行空间。这种场域具有一种透明的介质性，它既不是域外也不是域内，而是福柯自我异在化的诗学空间。它将界限变为可以生长与消亡的生命化存在。通过不断改变和消解界限，让重构域内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