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的丧失，已经引起当代批判理论家的极大担忧。人文科学理性化的结果是对于特定而狭隘的学科“领土”完整的一味死守，它通过把统治性文化的批判者们加以隔离的方法帮助统治性文化的再生产。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相互隔离的“专家”，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旗帜（所谓“专家们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下把自己捆绑在限制他们的批判权利的学科话语藩篱中。（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 in tellectual sandoppositional 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and Gita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 Newyork,1995.第647页。）学科分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这些学科中的学者丧失了就其共同关心的公共性问题进行其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能力。 本文力图要表明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之间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根本旨趣是一种“解放的旨趣”（哈贝马斯语）。用吉罗克斯等人的话说：“在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一个社会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缺席的情况下，统治性的文化就会更加有效地继续再生产自己的最坏的影响。而且，缺少文化批判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自己的声音。”（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needforculturalstudies:resisting in tellectual sandoppositional public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and Gita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历史，理论，实践》(Acultural studies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and Newyork,1995.第647-648页。） 一 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传统人文科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这种挑战同样也是中国的人文科学者面临的真实问题。文化研究的挑战首先来自对于传统人文科学学科划分的质疑。一个没有疑义的共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正如特纳(G.Turner)指出的：“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注：G.特纳(Greame Turner)语，参见C.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与传统的正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并不拥有、也不寻求一种界线明确的知识或学科领域，它是在与不同的机构化学术话语（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中，也是在机构化话语的边缘、交叉处开花结果。 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的知识探索领域。当然这并不否定特定的文化研究派别在特定的时期或出于特定的原因自我封闭化与僵化的可能。学术研究总是存在向典范化或正规化方向发展的动势，在今天这个学术机构化已经成为无可逃脱的历史命运的时代就尤其如此。而且任何一种知识或理论，尤其是像文化研究这样知识领域，它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哪怕是临时性的与可以修改的。文化研究总是在后现代式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非本质主义（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与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在绝对主义、必然论、决定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但正如霍尔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在选择一种理论或立场、观点的同时，必须坚持一种理论的开放视野，“坚持这点是文化研究绝对必要的。至少，假如它仍欲保持为一项批判的与解构的计划时必须如此。我指的是，它一直是自我反思地解构自己；它一直需要在理论化地前进／回归运动上发生作用。”他还认为他“对理论(theory)本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这也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来自各方面的向外在的影响开放。（注：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思想》，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