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文学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为着回应这一变革时代的需要与召唤，我邀集王岳川、陈晓明、王一川、周宪、程光炜、周宁等多位学人共同编撰了《六洲歌头·当代文化批评丛书》，以期对此旋转的世界留下几页吉光片羽式的解读。 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九十年代中国的人文学术经短暂的沉寂以后重新出现繁荣景象，而其中又以“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最为引领风骚。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术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文学艺术研究从八十年代的注重形式与语言本体转向重新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人们不再局限于文学艺术本身的视野，而是把文学艺术视作一种文化实践，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消费联系起来，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全球处境联系起来。九十年代几次大的人文学术讨论，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关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讨论、关于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战略问题的讨论等等，无不体现出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化交融的新趋势。 文化批评的出现在学理层面上说是与对于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的引介分不开的。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指产生于六十年代的英国，由霍加特(R.Hoggart)与威廉姆斯(R.Williams)开创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全球范围得到迅猛发展，成绩斐然。文化研究的范围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别政治、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特殊的方法，它以实践性的目的为准绳，更倾向于选择个案的、实用的、策略性的方式，如文本分析、语义学、解构、人种论、会谈记录、心理分析、综合研究等等，只要适用都可以为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洞见与知识。 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九十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当然，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还是本国国情的产物。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语境的不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形。中国的文化研究只能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土壤。 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家而言，文学是艺术的、审美的、超越了功利关系与社会利益并具有超时空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文化批评不同，文化批评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它更关注现实。它有一句口号：一切都在于语境。它立足于打通诗学（文艺理论）与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界线，集中关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文化作为一个孤立自足的整体。可以说，不管是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还是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都是要辨明与阐释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 文化批评总是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文化。它是一种高度参与的分析方式，并不标榜价值中立，相反坚持一种批判的、否定的立场。在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它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批评的精髓。 总之，贯穿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整个历史的理论核心，是其实践性品格、社会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社会性、批判性与开放性）。 从世界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研究从语言论到文化论的转向，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是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而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和弱势群体文化问题等。 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如西方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论转向”，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把握西方文本中心时代“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论转向的关系，在多种话语共生并在的现实语境中，对话主义历史性出场的必然性，全球化条件下文学如何重写现代性与重建文学新理性，以及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场域和文学的语境，文学的全息性和历史语境中变换的主导构素，文学的虚拟建构及其虚拟性等一系列新的论题与论域。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