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被称为时代的良知，社会的良心，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论批评家也一样。区别仅仅在于，作家是通过创作实践，通过文学作品，通过他笔下的情调、意境、人物、典型等，而发挥作用的；理论批评家则是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解析，通过对作品的流通过程，主要是读者的阅读鉴赏活动的研究，通过把具体生动的创作经验和鉴赏经验上升为理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而引导读者，影响创作，发挥作用的。 作家面对的是社会人群的灵魂，作品描写的是社会众生相，是把各色人等的灵魂在艺术的解剖台上指证给读者看，鞭挞丑恶，褒扬美善，作家也解剖自我，也拷问他笔下的人物的灵魂。写悲剧，把人间善和美的事物毁灭给读者看，让真正的价值在毁灭中得以永生；写喜剧，则嘲笑那些渺小的、丑陋的、卑劣的东西，让人们在笑声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境界。这当然是灵魂工程师的工作。 理论批评家写评论，写专著，关注的同样是人和人的灵魂。无论是分析评价作品中的人物，还是捕捉创作主体的意图、心态、思想，都需要面对人的灵魂，也不能不把自己的灵魂摆进去，这才有可能做到将心比心，以意逆志。他们通过自己的评论、理论，像作家一样，培养和影响着读者的心灵，从事着民族灵魂的铸造和重铸，因而也扮演着灵魂工程师的角色。 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说：“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江泽民同志在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并且指出，“这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也是人民群众关怀和支持文艺事业，敬重文艺工作者的根本原因。”我以为，两代领导人所说的“灵魂工程师”，都是既指作家艺术家，也指理论批评家的。 你既然是灵魂工程师，要帮助别人建造灵魂，那好，人家说，你先建造建造自己的灵魂给我们看。这叫正人先正己，己不正，则无以正人，这也是我觉得理论批评家应该重视自己人格建设的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包括理论批评家在内的许多文艺工作者，确有许多人放松了自己人格的建设，至少是不自觉，不主动，而局部的道德颓落，人格卑污、沉沦，又相当触目地存在着。这就把人格建设的问题客观地提上了日程，并且显出它的紧迫性来。但理论批评家们对这个问题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充分重视了，从这个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论证，提供的理论说明和价值判断，都很不够。 理论批评家们人格建设，是理论批评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和人民一向都很重视理论批评队伍的建设，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在这方面都做过许多重要的论述。理论批评队伍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的方面很多，但所有这些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人，落实到理论批评家个人素质的提高。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被视为资产阶级，强制他们进行歧视性的改造。这种歧视性、戒备性的左的政策，在新时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纠正，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劳动者。但是，抛弃了歧视性的强制改造，并不意味着包括理论批评家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要自策自强，注意自身的修养，不必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事实上，理论批评家人格建设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更加迫切。 邓小平同志说，文艺工作者要鼓舞人民“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江泽民同志也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庄严职责。要培养别人成为“四有”新人，自己当然首先要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也同时应该就是理论批评家人格建设的内容。 通过学习新版《邓小平论文艺》，我觉得我们理论批评工作者在人格建设上还应注意这样三点：一是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关心国运民瘼，永远做人民的儿子，作他们忠实的代言人；二是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要如古人所说，涵养自己可以沛乎天地之间的正气，不要成为白衣秀士王伦；三是要自律。理论批评家不是圣人，不必成为完人才从事批评，但总应在批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日新其业，日新其人。不能见权忘义，见利忘义，上下其手，二三其德，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你既能讲真理，论正义，示人以规则，就不能只是谈得好听，还必须做得好看。那种“口称人义，行若狗彘”的角色，向来是为人所不齿的。我们要的是如巴金老人在其晚年杰作《随想录》中那种敢于把自己灵魂也同时摆上解剖台的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