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标志的中国当代文学，已阅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包括文学历史）的长河中，仍然可能是短暂的瞬间，但在这个短暂的瞬间中发生和发展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然成了一种独特的形态。如何描述和评价这种具有独特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这是自本学科略具雏形以来，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为此发生过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和争鸣。近年来，随着世纪转换的日益临近，同时也是基于某些与文学紧密相关的重大历史纪念的激发，这个问题愈显突出，会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中心话题。 这同时也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术界集中关注的一个学科建设问题，因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确实存在着许多为别的学科所没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首先就在于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在文学研究范围内的学科定位问题。众所周知，80年代中期的学术界，曾有过一场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的讨论，虽然这场讨论至今未能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但即使是认定当代文学不能成“史”，也不妨碍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学科。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都定义为“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作“编年的系列研究”，后者则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个别的研究”（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都应当属于他们所说的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之内，是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之内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这场讨论最后认定了当代文学能够成“史”，也不能解决当代文学研究的全部问题。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认识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与前此阶段文学的历史联系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当代文学研究尚未从现代文学学科中完全脱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人们的面前。50年代初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附加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中，对当代文学最初几年的“历史性的变化”及其在“全世界进步文艺”中的地位所作的政治性认定（注：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有关章节。），就是试图寻找这种认识上的逻辑起点的最初标志。此后乃至迄今为止，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当代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特征，和它伴随着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与建设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即现代文学）的关系，所作的更加系统深入的阐述，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的逻辑结果。80年代中期，鉴于这种从单纯的社会政治角度对当代文学（也包括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逻辑的把握存在着诸多弊端（例如把文学史变成社会政治史的附庸或注脚，和以社会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割裂文学发展的有机整体性等），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的构想（注：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这一构想旨在“把20 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不仅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给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一个新的学术契机，并且此后事实上也促进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展，使当代文学学科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 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大而化之的宏观立论或将当代文学研究简单地填入一个整体的文学史框架，而是同时还要进入当代文学的断代研究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文学史的有机整合的话，我们就仍然需要面对当代文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各种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无疑现在我们得以在一个更为深远廓大的背景上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阐释，从而更好地把握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独特形态。 二 说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形态，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这一学科目前所处的一种分裂状态。虽然对文学的发展过程作历史的分期是文学研究必要的手段和前提，但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分期却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冲突和对立。即学术界通常是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文革及其前17年的文学，看作是互相反对、互不相容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有的甚至把这两种形态的文学分别命名为“人的文学”和“政治文学”，放在互相对立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这在一般意义上说虽然也部分地反映了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实际，但问题是，在这种认识和概括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却是当代文学学科进行真正有机的历史整合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存在，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当代文学在“文革”及其前17年的历史看作是五四新文学历史的一种断裂状态，而将新时期以后的文学看作是跨越这种断裂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回归。将一个统一的当代文学进程，分割为这样绝然不同又互相对立的两种形态，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因为如果一个学科作为一种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形态，缺少构成这种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的内在的逻辑整一性，它也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一的学科形态独立存在。正因为如此，这种分裂状态同样也不利于为着这一学科建设的目的而致力于对当代文学规律性的发现和寻找。 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虽然不排斥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和定势的影响，但究其实，最主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本身，确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这样的两个时代中，由于前一个时代实际存在的政治对文学无所不在的渗透和影响，以及这种渗透和影响发展到极端状态之后所造成的悲剧性结果，于是便有后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之所进行的否定和反拨。这二者之间虽然也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政治的文学”，就一定会以“人的文学”作为它必然的逻辑归宿。事实上，即使是就最严格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前期的文学而论，从学术界普遍认定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来看，依然是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文学。当然，我并不排斥在这些波澜迭起的新时期的一些主要文学潮流，以及受其影响或成其亚流的一些创作潮流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可以称之为“人的文学”的因素：诸如呼唤人的回归，对人情人性的描写，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探讨和追寻等等。而且，正是这些“人的文学”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善了新时期文学的政治色彩，凸现了文学的“人学”特征，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意识，使之有别于前此时期的文学而具有一种全新的质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人的文学”的因素，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方面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价也不为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