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底，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我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参加同一个学术会议，其间他在全校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该演讲是他正在写的一本论全球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的手稿，但作了删节。这里的译文是经过删节的演讲稿（书稿较长，且他说还要修改）。 一 人们可以从纯技术方面来谈论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的是传播技术和信息革命，当然不仅是限于狭义传播意义上的创新，而且包括它们对工业生产和组织的影响，以及对商品营销的影响。大部分评论家似乎认为，全球化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路德运动”的政治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当然也从不会采取那种旧的工业形式）。但这个主题提醒我们，在讨论全球化当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它是否不可避免：它是否可以停止或者翻过来？世界的某些部分是否可以排除它或者与它分离或切断与它的联系？显然，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会对我们关于全球化本身的判断产生影响——如果它确实不可避免，那么关于它的弊端或不良影响的道德判断就徒劳无益，或者至多是围绕如何改善那些不良后果来进行思考，使它们呈现最好的一面，因为无论如何它们无法避免。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一问题。 二 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判断。这里大部分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或已经终结？是否仍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现某种功能，关于它消亡的报道是天真的和可笑的？倘若如此，全球化本身又该如何？它是否只是多种对国家政府压力中的一种？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些讨论背后，潜存着一种更深层的恐惧，一种更基本的叙述思想或幻想，它们与美国本身相联系。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恐惧，即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它们的削弱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这里在焦虑背后形成的东西，是过去所称的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本身已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体现。第一种是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帝国主义，它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殖民帝国主义被取而代之，出现了一种不太明显但同样有害的帝国主义，通常采取经济封锁和威胁手段，包括派遣顾问和暗中颠覆（如在圭地马拉和伊朗），这种帝国主义是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现在也许出现了第三种帝国主义，其中美国追逐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一种三重外交政策：其他任何国家不得拥有核武器，推行人权和美国式的选举民主，以及（不那么明显的）限制移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他显然忽略了第四种关键的政策，即在全球推广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帝国主义只涉及美国（和它的卫星国，如英国），包括它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各种所谓的危险地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大多是轰炸）。这种形式是仍然被称作帝国主义，还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虚伪的、掩饰的“实际政治”？在此情况之下，当各种不同民族屈从于这些意愿时，它们失去的是什么样的民族自治？真的与殖民化时期民族自治的丧失或冷战时期强行结盟的民族自治的丧失相同？在这些条件之下（除了核力量，还有缺乏人权和民主选举，以及移民的可能性），一个主权国家真正失去的是什么力量？ 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多种非常有力的回答，但它们不再是确切的政治回答。它们可以纳入下面的文化和经济形式，但暂时我们仍尽力将它们分开。如果全球化仍然以传统的语言界定为实际是某种形式的美国帝国主义，那么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主权国家究竟会失去什么？也许是尊严和自尊；但我的论点是那些是文化问题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一个独立自治的政权可以使民族自尊得到满足，但那很可能只是一种奖赏和附带的利益。 或者，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后，也许我们会达到第三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即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呢？在对帝国主义的讨论里——其中帝国主义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帝国主义——毕竟总是有某种变化。诚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内部政治计划，一向诉诸于社会科学家通常所说的文化，而不是经济的自我利益，或者对权力的渴求，甚或对技术和科学成就的渴求：这些也可能是附带利益，但民族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计划，似乎诉诸于某种并非技术的东西，也不是真正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然而由于我们缺少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文化。 不过，是否总是民族主义者抵制美国的全球化呢？美国如此认为，也想让你们这么认为，并让你们认为美国的利益反而是普遍性的。鉴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只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美国式的，是否这种抵制只是不同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某些评论家也想作出如此回答，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考察。 三 在我们谈到文化时，是否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并非如此，因为这里有许多其它的问题，其中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它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我们后面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唯一的症候：换言之，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 但是，如果不看看对文化恐惧的某些反应，我们不可能转到那些经济和社会的考虑。文化恐惧大部分采取低估文化力量的形式，尤其低估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及标准化的力量。在此意义上，通过重新使我们相信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成功并不全都那么坏，那些反应似乎是玩美国利益的游戏。因此它们需要坚持一切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顽固的力量。于是会有一种印度的身份，它顽强地抵制盎格鲁·撒克逊进口文化的力量，而这种文化的变化仍然只发生在表面。甚至可能有一种适当的欧洲文化，它永远不会真正被美国化。如此等等。永远不清楚的是，这种仿佛是“自然”的抵制，是否需要公开的对抗行为，是否需要一种对抗的政策，一种对抗和保守的政治。是不是在否认各种文化的这一自然力量时，人们是在触犯它们或侮辱它们？是不是由此隐含着印度文化太过软弱，无法抵抗西方的力量？根据过分强调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降低它所威胁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地位，是否低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我想这是一种愚蠢的反对，而且对它最有力的回答将证明是社会的而不是文化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