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世界文学的逾越 全球化使得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文学之间的逾越与互替(transgressions)趋势更加突出，同时也必然使得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分化日益明显。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各种来自西方的文学话语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派”等来说明中国的文学流派、以西方的主体来对东方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进行对位，但这种作法在暗中已经受到文化批评冲击，当代批评家都意识道：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不是异己文学的拷贝，而是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之中。《浮士德》博士的上天入地的精神追索，恰与《离骚》“上穷碧落下黄泉”、“吾将上下以求索”的理性探索如出一辙。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沈复的《浮生六记》产生一种观念的逾越，它们都是对于存在意义上的时空观的物象化。比较的启示恰恰在于阐释，西方人所具有的东西完全可能在中国独立形成并发展。而不同文学的融汇会更加丰富各自的文学，这是从佛经进入中国、西方新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所得到的明证，这种观念的更新中，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视域——多元文学的逾越——它把一种新的局面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这种逾越是指文化之间的在保持独立发展中的互相比较、互相转化。一定程度上正如浪漫主义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说的那样，一种文化只有进入对方文化之中，并且以这种文化的形态所存在，才可能被对方所吸收。这种吸收不是十九世纪法国学者所说的法国文学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是文化之间“互为主体性”的一种逾越。那种可怜的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已经被新的文化逾越所取代。文化的逾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是从十八世纪西方重新发现东方国家之后，一种文化比较观念的兴起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的比较与逾越观念愈来愈强，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流派几乎可以说无不从中受益，从赫尔德以后，直到加拿大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弗赖(Nothrop Frye)所倡导的文化人类学批评，英国的文化唯物论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美国学者赛义德(Edword Said)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总体上来说，无一不受到文化逾越观念的影响，如果要评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批评的总体趋势，我认为可以总括为三个层次：文化批评的兴起代表了批评构成的变化；文化逾越则是批评价值观念的变化，文化形态模式的分析是批评方式的主要特征。 2.文学中的文化形态模式 我们不得不从一种文化类型的模式来研究文学。文学，不再是西方的literature，也不是中国刘勰所说的“文之为德也大矣”的“文”。它确实应当逾越某一个民族的概念，进入一种世界文学的认同。在现实中当我们说到文学时，都不能不先进行这样的一种主体认证(identity)，哪一种文化中的文学？哪一种文化形态模式中的文学：汉语文化的文学？西方语境的文学？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文学？黑人话语中的文学……… 文化形态的模式已经在场了。曾经被阉割的它，以幽灵再现的方式使我们对于已往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应当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完全理性化的替身——文学，只有作为血肉之驱的文学。它只能是道成肉身，作为文化形态的表现。所谓文化形态，就是对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依据其历史与文明的根源、它的主要文化特征、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来进行分类，构成文化的基本类型的分析。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形态也就是人类文化创造的重要存在形式，这是检验文明的不同特性与不同阶段的一种设想。其实早于康德、黑格尔，斯宾格勒就(Oswald Spengler)探讨过“文化形态学”及其意义，他的看法是这样的：自然的世界(World-as-nature)是一种存在的形态，与自然世界的形态学相反，有一种“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Conception of morphology of worldhistory)，即作为历史的世界(World-as-history)。从这个总体视角出发，他提倡一种对于文化的总体形态研究。 至今为止，我发现没有人仔细考虑过那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morphological relationship)，没有人超越政治的界限去理解过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关于数学的终极的和根本的观点，他们早期的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术的选择和发展，以及他们的工艺细则和原料选择；至于这些事物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具有的决定性重要意义，那就更没有人加以重视了。他们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但是从这种形态学的观念看来，即使平凡单调的政治事实也具有一种象征性的、甚至形而上学的性质；埃及的行政制度、古典的货币铸造、解析几何、支票、苏彝士运河、中国的印书术、普鲁士的军队以及罗马人的道路工程等等，当作象征看待，全是可以一致地获得了解和认识的。在此以前，这恐怕是不可能的。”（注：［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页。）这些话虽然说得冗长一些，但中心意思还是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