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12-0156-10 每当我考量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状态的时候，总是想到鲁迅在1928年对中国做出的那个深刻的判断——“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1]。在当下这个大时代里，作为经历过浩劫时代的痛苦又承接改革时代的恩惠的一代人，今生今世是不会放弃人文情怀、放弃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责任的。因为我们忘记不了过去，也惦记着未来。回望历史可以从各种角度，就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和文艺学术的发展过程来说，如果要寻找一个观察角度或者一种表征的话，考察一个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可能是一种捷径。而《文艺研究》杂志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选择。通过考察其办刊宗旨、发表的文章、讨论的问题，就可以把握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转换的基本脉络。由此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历史，也蕴含着未来。 《文艺研究》的成长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而行的，而我自己学术的成长也和这个杂志一样，在令人怀念的时代里一步步走过山路弯弯，走过波峰浪谷，最终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当事人，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就如方宁在《文艺研究》创刊30周年纪念文章中指出的：“作为一份在国内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刊物，《文艺研究》的发展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相伴随，一起度过了三十年的时光，从它所走过的这段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所标志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和各个艺术门类的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2] 首先，《文艺研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前沿。由于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文艺研究》给人最醒目的特点就是超越学科边界，着眼于“大学术”，回答和提出当下重大思想文化问题。 从刊物最初的办刊宗旨和刊物的学科性来看，《文艺研究》还算是一个相当“规矩”的专业化刊物，研究文艺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引领学科前沿话语的建构。例如，1984年讨论戏曲危机问题，1985年讨论李泽厚、朱光潜、蔡仪、王朝闻等人的美学思想，1984年针对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但是，在中国的政治逻辑和思想文化惯性的作用下，编辑作家离不开政治，专业学术离不开政治，刊物也离不开政治，远离政治往往是远离时代和疏离本质。“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传媒史，很难想象没有哪类媒介最初不被赋予这种服务于政治和参加战斗的功能。当然，传媒之间又是千差万别的，由于有着不同专业角色的定位，因此或多或少还存在着直接与间接、明显与隐晦的界限。就传媒自身而言，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发生功能方面的调整与改变。”[2]从创刊开始，《文艺研究》就把目光投注到当下文艺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例如，1979年第1期就开设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专栏，对于当时文艺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热点问题进行大讨论，发表了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的文章，如敏泽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王若望的《文艺与政治不是从属关系》、黄药眠的《关于文学中的人性、阶级性等问题试探》等。稍后第3期又发表了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评提纲》、顾骧的《人性与阶级性》、曹廷华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不科学的命题》等文章。可以说，这些文章及其作者在当时的相关讨论中都具有代表性意义，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相关文艺政策。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最早集中探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头文章，文章中对立的两种观点至今都具有代表性，都具有学术史的价值。例如，敏泽等人肯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从属”和“服务”的关系，认为“从属论”和“服务论”都是科学的提法，应当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一个基本原则加以坚持。而王若望等人反对“从属论”和“服务论”，认为它是不科学的、错误的命题，认为“文艺跟政治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把文艺作为政治的仆从，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就是不科学的”[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100多年来中国文艺创作和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4]后来周扬进一步阐释道：“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那末，文艺就应当推动战斗、生产，而决不应妨碍战斗、生产。”[5]526这种文艺观是中国现代政治—历史逻辑所决定的。周扬早在1933年就已经表达了这一观点：“作为理论斗争之一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5]67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这些重大的政治实践既是社会时代对于文学的外在要求，也是文学自我反应、选择的内在诉求。经过政治—历史逻辑的作用，外在要求与内在要求高度统一，文学的一切都被高度的政治化和组织化了。周扬甚至把“文艺服从政治”具体化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尊重党委书记、宣传部长、文化部长、文化局长，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能简单地讲要服从。如果是组织作出的决定那当然要服从，那是组织原则”[6]。把文艺与政治阐释为这样一种具体的行政关系，明显是过于工具化乃至庸俗化的一种理解。但是无论如何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总是一种时代性很强的关系，时代的变化也必然要调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主张“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指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同时，他仍然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7]，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则正式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8]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艺研究》的讨论文章，显然是促使这个问题理解变化的重要思想力量之一。 对文学艺术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及其“异化”问题的讨论，是1980年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艺思想论争。这场论争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更体现在当下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深化和转化的历史过程中。政治总是片面的，而人性却是完整的。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关注，是从对此前十年特殊时期的历史反思开始的，随后逐步演化到对1950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全面反思。其实这不只是对于政治的反思，也是对于人自身命运和价值的反思。笔者曾经说过，中国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社会所有罪恶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人的不尊重。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人不成其为人。对于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及其“异化”问题的讨论，与同时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寻根文学”思潮相呼应，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的滚滚热潮。在反思中人们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渴盼人性的全面回归。《文艺研究》在1981年连续推出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黄药眠的《人性、爱情、人道主义与当前文学创作倾向》、丁学良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蔡仪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探》等一系列相关文章，积极参与并有力推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讨论。这里虽然不是讨论的发源地，但是却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其中，陆梅林的文章和丁学良的商榷文章最具代表性，已经成为这一问题讨论中对立双方经典性的观点之一。陆梅林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后来扩展为著作出版，其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如果如此便是把青年“马克思的片断言论所曾表达的人本主义思想”当作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人本身的高度关注，乃是马克思早期“接受了而不久就批判和扬弃了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遗迹和残痕”。马克思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之后，人的问题就根本不再是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了[9]。而丁学良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质疑》中对此进行了反拨。他认为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陆梅林的这个结论是值得商讨的。“马克思一开始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就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毕生奋斗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推动马克思从事几十年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的动力，就是他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处境的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崇高理想。马克思的思想确实有个发展进程，但是，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改换过自己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没有否定过它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了彻底解决人的问题。”[10]十分明显，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不只是一种思想来源和思想发展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构成本质的问题。人道主义是人类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以人的全面解放为目标的学说，如果不包含人道主义思想，怎么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真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和“文艺从属于政治”问题，是新时期中国文艺界影响最大的两场讨论，《文艺研究》以问题的前沿性和作者的代表性成为举足轻重的思想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