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微博、微信等所谓自媒体传播的兴盛，激活了中国公众空前的话语热情。许多人开始相信，这种媒介文化正在“解放”长期以来被“控制”或“束缚”的话语生产力。而以“微”为特色的话语的大量繁殖，也相应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它催生了微博和微博之思想传播的繁荣。在今天，能不能有微传播的效力，已经成了考验思想魅力——至少是“商业魅力”的可见的标准。 这构造了微文化问题值得关注的种种层面。人们太多地给予网络一种崇高的政治意义，似乎网络时代的到来自然会引发中国社会民主化不可遏止的浪潮；当我们像当年的法兰克福的哲人们一样，不相信“媒介”是民意的自由表达，而是生产民意的一种途径的时候，“网络”似乎就可以躲开这种责难困境。 本期刊发三篇文章，详细解读了微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潜在的文化症候及其对个体意识形态幻觉的塑造等现象。目前国内微文化的研究尚处在起始阶段，期待更多的学人参与讨论，通过微时代这个窗口发现中国的未来。(周志强) 启蒙是个陈旧的话题，其不断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被言说，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光明与黑暗、蒙昧与启蒙总是交替出现，没有永久的光明，也没有亘古不变的黑暗。中国古代与“天地鸿蒙”说相对的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回顾柏拉图的“洞穴”说：被捆绑在一个没有尽头的洞穴之中的人们，借助启蒙者或蒙昧者的微弱之光所看见的影子是否就是真相?而习惯暗昧之眼，是否一旦走出洞穴，就会因强光照射而失明呢? 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随着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中的瓦解，前卫者们要用“最后一条绳索绞杀万恶的资本主义”，似乎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时代，仿佛又是一场“最后的斗争”……然而并没有多久，在70年代启蒙与解放之宏大叙事危机中所有叙说光明的故事都被解构，与启蒙理性或启蒙现代性的解构相应，“告别革命”成为一个流行的口号在世界各地出现，人们复归于洞穴。于是80年代德里克提出“后革命”问题，指出： 80年代以来右翼政治势力利用了革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过去革命的前提与实践不再有效，但它们的记忆对于反抗权力结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斗争的性质可能变了，但引发斗争的环境依然如故，必须认识到，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无中生有”。① “无中生有”即后启蒙在暗昧中再照明的使命。新时代的文化政治学要面对，斗争的性质起着怎样的变化；超越自我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后革命“对于反抗权力结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这也是一个对于时代的重新“认识你自己”，在后现代的总排演下，时代的命名不断地刷新，“微时代”是新世纪以来近十多年出现的一种。以微机微软先行开路的科技革命中，以“微”字当头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美学，贯穿着“万物碎片化”之基本特征。然而，正如暗昧与光亮同在，微末与宏大并行，作为宏大叙事之启蒙与解放危机以来，微观政治学行时将近半个世纪，文化研究正在发生一种新的裂变，在社会生活与文化进一步微化之同时破碎的宏大正典也在重新修复，不少人重申尼采、康德、马克思等的世界公民理念，阿尔布劳在全球时代提出全球公民身份②；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成为一个热门话语，等等。③我认为随着对全球化/后现代/现代性认识的深化，正在形成一种全球思维，这就是在全球性与民族性双重身份碰撞中，前者自觉意识之强化，这是马克思“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总体观之体现。④微文化正冲出权力与资本的禁闭和招安，带着从全球与本土提出的问题意识，以人文思考探寻某些价值共识，形成一种指向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特别是在一种堪称“后封建”的洞穴中，捆绑中的人们重新发出了“走出蒙昧”的声音，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的话题有“新启蒙”、“再启蒙”、“第二次启蒙”、“第三次启蒙”等⑤，可统而置于“后启蒙”名下以示启蒙解构之后修复的文化政治话题。历史理性正在考虑作出新的选择。 一 告别什么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法国校园掀起的“五月风暴”为导火索，知识左翼激进主义浪潮席卷欧美社会各阶层，与中国“文革”遥相呼应，最后在某些地区以“暴力崇尚”演化为一场“红色恐怖”，如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旗军，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区纠察队”等。与这场全球性政治风暴同时，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科学技术革命也在悄然发生，计算机作为高新科技主要形态，经过20世纪40年代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跨越50年代晶体管、60年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进入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当前进入所谓“大数据”、“云传播”之微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标志时代的许多微文化都是从微机/微软孕育生长出来的信息时代的现象，离开科技生产力之“微”只是修辞上的技巧，没有界定新时代的本质论意义。这正是左派要颠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在一个早晨覆灭，相反在解放生产力上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于是“左”到了头便走向反面，曾经高喊革命口号的左翼知识界从乌托邦中梦醒，从街头走向学院的后现代文化政治，笼罩在一片幻灭、虚无气氛中，往日自豪的“政治正确”成为现时嘲讽。如果说“告别革命”对于左翼是一曲绝望悲歌的话，对于右翼则是宏大的凯歌。“左”的幼稚病患者一向以为“暴力”是革命的唯一形式，科技革命被视为使人异化的工具理性，生产力解放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文化场域也要诉诸暴力——“不爱红妆爱武装”，“拿起笔作刀枪”，化为真刀真枪。“告别革命”论者与唯暴力论者同样不懂得，有一类革命是可以告别的，有一类革命则是不会终止的。相应于阶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与自然界的“天地革，四时成”同样，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历史的变革与进步是不会停止的。 社会变革采取不同方式，或是武装起义，或是非暴力主义，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或激进，或缓进……这些并不是革命思想家和领导者头脑中凭空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人类理性自觉成熟程度与非理性自发状况博弈作为一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告别暴力革命”理念并非始自“后冷战”，恩格斯在1895年检讨了他与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与判断。当时他们根据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伟大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约半个世纪后恩格斯总结，当时这“只是一个幻想”。他指出：“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欧洲革命重心从法国向德国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高度肯定德国工人利用普选权取得的胜利：“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式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