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近来，在学界同仁们的交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概念：“非主流文学”（或曰“边缘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与这样一种学术趋势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学人对长期以来文学史书写中不太顾及的“边缘”文学现象（如女性文学、僧侣文学、文人“俗词”等）、对传统文学史话语甚少言及的“非主流文体”（如讲唱、“小小说”、单折短剧等），研究兴趣正悄然增长；在对诗歌、散文等“主流文体”的研究中，学人也正对其中的“非主流”内容（如“游戏文学”、酬赠文学、清玩小品等）加以探讨。这一学术趋势的未来，现在还无法估计；但其目前显示的学术价值和存在的问题都值得关注和反思。 就学术价值言，对各种“非主流文学”的研究，有助于将文学史研究引向对文学“全社会图景”的多方位考察，从而更全面、生动地展现和说明文学的多样化生存状态，深化对文学史的把握和解释。 不过，目前“非主流文学”的研究也有值得推敲之处：在研究对象上，多寻觅边边角角孤立研究，并没有自觉地置于文学的“全社会图景”中加以考察和阐述；在研究方式上，则仍以解说“主流文学”的模式解析，缺乏对“非主流”自身特性的说明，从而并不能整合到“文学史”的总体研究中去。因此，有必要对“非主流文学”的研究加以理论上的探讨。 二 古代“书写文学史”中的“主流”与“非主流” “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属于“文学史”的一对相关范畴。而“文学史”，则有“事实文学史”与“书写文学史”（或曰“话语文学史”）。前者，指历史地存在着的文学运行；后者，则是前者的书写形式。“书写文学史”绝非是任意杜撰，其根本基础和不可逾越的底线乃是“事实文学史”。“书写文学史”具有某种“无限性”，体现为双重向度，一为对历史的当下理解，二在对“事实”的不断发现。新的“发现”促进新的“理解”；新的“理解”又推动新的“发现”。故每一时代的“书写文学史”都在修正和革新此前的“书写文学史”，而每一新的、有意义的“文学史书写”，又必须以呈现更多、更广的“文学史事实”为支撑。在此学术意义上，有限的“事实文学史”才成为“无限”：是为“书写文学史”和“事实文学史”最基本的“关系”。由此“关系”所决定，一切“文学史书写”都不可能是终极话语。在文学史书写中，“话语”对“事实”的“发现”和“阐释”，也不可能都是对应的、正确的、圆满的，而可能是错位的、谬误的、片面的，因此，不断地用“事实”弥补或纠正“话语”的不足或谬误，不断地用新的“话语”扩展、深化、弥补和纠正旧“话语”对“事实”认知的肤浅、偏狭和误解，乃是文学史研究中最富有意义的命题。 “文学史”中的“主流”和“非主流”，既属于“事实文学史”，又属于“书写文学史”。这里，我们先以基础性的第一步工作入手——从“现象”层面上考察在“事实文学史”和“书写文学史”中，是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存在，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从而将我们对“主流”、“非主流”的理解先包涵在现象的考察之中，在此基础上再对之作某种说明。 先从“书写文学史”说起。 在“书写文学史”中，“主流”与“非主流”是极为明显的。古代的情形，姑以具有“文学史书写”意义的三部文献为例说明之。 第一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艺文志》是今天可见中国古代最早具有某种系统性“文学史书写”意义的文献，于上古时期“文”之源流多有阐述。《艺文志》之“艺文”，指合乎“六艺”指归的“文”，“六艺”，即“六经”。《艺文志》首列“六艺”，意在以六经为“文”之最高典范，标示“艺文”的六项宗旨，同时也是“艺文”的六大分类。 “六艺”在“文”的分类学意义上大约相当于今日统称的“文科”，“诗”则为“文学”类的典范代表。 《艺文志》释“诗”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这里的“诗”，指“歌诗”。“歌诗”在“文”的性质上与《诗》完全相同，二者本为一类。“赋”与“诗”一脉相承，同为一“类”。而其共同点，则在创作动源皆在“哀乐之心感”，今言之即“诉诸情感”，是为“文学”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因此，完全有理由说，《艺文志》已有某种“文学”概念意识，虽然班固没有将之称为“语言文学”。 但“《诗》”与“诗赋”虽同为“文学类”，却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别：《诗》为“经”，自然属“主流文学”，荀况、屈原的“赋”，“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所以也是“主流”，但可见班固认为从宋玉的“赋”到汉大赋，其“文”的志趣皆不合“孔门”之旨，是为“非主流”。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文人最早从观念上确定“主流”与“非主流”的“文学史话语”。 第二部：六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所谓“文”，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概念，而是所有文类的统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观念上将“文章”与“文学”混为一体，从《文心雕龙》的分卷结构看，“卷一”诸篇，与《艺文志》“六艺”用意大体相同：“原道”篇阐述一切“文”皆“道之文”，是为“文”的“哲学阐释”；“征圣”篇提出“衔华佩实”之“圣文”的“雅丽”风范，所谓“言以见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是为一切“作文”的最高准则；“宗经”篇则以“五经”为“文”之分类的依据：“《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辨理”，从而将诸“文”依“五经”而分为五大“文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