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方法和审美形态的意义上，我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其源头可追溯到中国悠悠文学长河的最早发祥地。当然，这种以现代文学理论为视点的历史回顾，只能表示我们对古典文学理论的一种重新认识、建构，即使理论家们可以将那些珍贵的“理论碎片”集合成一套浪漫主义的理论体系，那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文论对此具有自为的清醒认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明确而独立的理论形态，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时期确立其雏形的。令人遗憾的是，浪漫主义的理论翅膀刚能振翼起飞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影响，文论家们政治文学观念的急剧变化，浪漫主义在文学革命后期即走上被排斥、反对的厄运。继后，虽勉力挤进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但已全然失去其独立的理论品格，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一历史的误会，竟然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文艺界拨乱反正之后，浪漫主义理论才重新获得自己应有的与现实主义理论对等的理论地位（这是从理论的独立品格上说的，至于提倡和重视什么主义，那又是另一个问题），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由上可见，文学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因而，对该时期浪漫主义理论的研究：弄清其理论状况、剖析其理论内涵、探寻其理论影响，无疑有着极为特别的重要意义。 一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诸多思潮、观念、范畴，都是在西学东渐中潮涌而来的舶来品。所谓中西文化、中西文艺的碰撞，在文学革命之初主要应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前者对后者的学习、借鉴及而后的消化、吸收。文学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理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由“外”到“内”的中国化道路。 文学革命前后，文艺界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猛烈横扫中国封建旧文化、旧文艺之时，纷纷译介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学说，各种文艺思潮、文艺观念及作品。西欧浪漫主义的开山祖师、文学巨擘——如卢梭、雨果、歌德、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等的作品和文学思想，亦在此时期译介到中国。浪漫主义那种冲决一切束缚的自由反抗精神，显然极为投合文学革命者们的叛逆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影响，在中国新旧文学变革之际刮起了一股“狂飚突进”的旋风。 然而，从表面的理论现象看，浪漫主义在文学革命之初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几乎无人亮出浪漫主义的旗号。而现实主义的情形就大不一样。 文学革命发难之际，处于文学革命大本营地位的《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其《文学革命论》中，“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所书革命军三大主义之一即：“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①]（即现实主义文学，杂有自然主义观点，于此不论——笔者）文学革命发难者、急先锋胡适大力支持，旋即致信陈独秀说：“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②]次年，《新青年》出“易卜生号”，宣扬现实主义，胡适亦著文褒赞：“……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③]文学革命的诸多干将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以及紧随《新青年》的《新潮社》的同仁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大批先进青年，皆极力赞同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旗帜猎猎飘扬，但倡导者们并未采取排挤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其它文学主义的态度，而是兼容并包。因为从这些文学主义的性质上说，在文学革命者们的心目中，它们都是与中国的封建旧文学相敌对的。他们之所以在此时倡导现实主义，并无厚此薄彼之意，而是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过去和现状的认识出发，认为需要现实主义来救治中国旧文学之弊，从而建设新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前夕，以《新青年》记者身份所谈的一段话，可以说代表了这批现实主义者的心声：“……若吾华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④]尽管这些现实主义倡导者们在文学主义的选择上有所倚重，但对浪漫主义也寄予期望。文学革命发难之后，陈洋秀一次复独信中，在肯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优长时指出：当前“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⑤]。在此所表露的，实即进化论的文学观，且在文学主西以义的演进为范本。这委实是当时新文艺界颇为普遍的观念。即至文研会时期的茅盾，在几次文艺讨论中，亦从进化论文学观出发，表现出文学主义选择上的“权宜”性：“老实讲，中国现提倡主义，还嫌早一些，照一般情形看，中国现在需经小小的浪漫主义抬头，方配提倡自然主义。但浪漫主义的原素不适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⑥]“中国文学若要上前……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也有一演之必要，特别是自然主义。”[⑦]其实，对于这些文学上的主义，孰先孰后，孰优孰次，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区分的问题，以致当时出现不要主义、不问主义、不拘主义的种种说法，也就毫不足怪了。 在新文艺界这种宽容的历史氛围中，浪漫主义理论在文学革命初期虽未得到有力的提倡，也无较为系统的完满表现，但其锋芒毕现的理论穿透力，却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渗透于文学革命的理论之中。一般的文学革命者如此，文学革命的将帅们也毫不例外。可以认为，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不仅在当时的创作中有辉煌的表现，在理论上亦有不俗的表演。兹略举数例证之。 刘半农：“小说家最大的本领，有二：第一是根据真理立言，自造一理想世界……”[⑧] 胡适：“……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⑨] 周作人：“……他们的主张，正同十八世纪末欧洲的传奇派（Romanticism）一样，就是破坏因袭，尊重个性，对于从来的信仰道德，都不信任，只是寻求自己的理想……文学与人生两件事，关联的愈加密切，这也是新文学发达的一步。”[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