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透视文学世界的人文景观，自会领略到许多我们过去视而不见或格外小觑的东西。我们曾经极其迷恋洋玩意，将舶来物视为稀世的珍奇，这促使我们生成一种开放的眼光，这于我们有益。但与此同时，却有一束愈来愈耀眼的光折射回来，照亮了我们栖身的本土家园。 原来，向异域撷取的文化果实并非就是一切，甚至会像南橘北枳那样，因水土之异而恶变；固有的本土文化也能化育出富有营养的果实，地方特产往往拥有更大的市场；尤其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与外来文化融合生成的“新型本土文化”常能结出更其丰硕的文化果实。 由此我们开始更为自觉地审视自我及身处其中的地域文化，发现自我个性与地域文化“个性”居然有那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发现文学的复杂构成中，地域文化也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发现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鉴赏活动中，地域文化也在或显或隐地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这里的三篇文章，角度不同，论析有异，但都紧扣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话题，有感而发，充盈着重建文学世界的热情。经由重新思考或反思而导引出的这种热情，也是重建我们精神家园的热情——那里不仅有炊烟袅袅、芳草青青、溪流潺潺，更有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和民俗风情！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片论 秦地是文化与小说的厚土，这当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三秦大地的水土似乎格外丰足，对秦人也格外地厚爱，致使三秦文化拥有着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昔日辉煌，并牢固地将周秦汉唐的文化旗帜插在古老的城头，迎着八面来风，使古今史外的人们领略到它的雄奇和凝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三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上，占有着“中国”之“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发祥地。然而沧桑之感的郁积，也使人们领略到：与雄奇的风采和韵致同在的，还有荒诞的骚动；与凝重的思绪和情调同在的，也有沉滞的压抑。 三秦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对秦地文学，特别是小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作为地域文化形态的三秦文化，在此充任着人和地、一方水土和一方故事的联系中介，以其化育作家之“文心”的方式，将人和地、水土和故事所特具的秦风秦韵，收摄于小说的表现世界，从而使秦地小说从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和刚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刚得凝重，但却无不美得撩人，嫽得很！尽管它也有缺欠和遗憾。 如果从纵向视角来看三秦文化与秦地小说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关系，就会发现文化与小说所经历的曲折进程恰似那九曲回肠的黄河，令人感慨不已。驻足于二十世纪末的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到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猿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法门寺地宫珍宝等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在秦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取秦地的神话传说和汉唐之神仙传与传奇小说，则可以发现深植于秦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或浪漫或世俗）意识都非常强烈，并凝聚成历史文化的情结对秦地小说产生了深微而又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二十世纪的秦地小说世界中，仍有着相当鲜明的体现，并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使秦风吹拂下的神话传奇得以在置换或新的组合中重生。 展望秦地二十世纪文学，有三大文学现象最为引人注目，一是“延安文学”，二是“白杨树派”，三是“陕军文学”。这三种文学现象在历史时空中都各自形成独立的一环，但又环环相扣，既显示了三环相接续的历史特征，又昭示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 延安文学之前的秦地新小说，尚可称道的也许首先应推郑伯奇的作品。但郑氏作为游子，其小说的“秦味”明显寡于“洋味”，这似乎也影响到了他的艺术成就。直到延安文学崛起，秦地才拥有了出类拔萃、独领风骚的小说，这就是从根据地迅速成长起来的“解放小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伴随着“革命”在黄土高坡上的迅猛成长，延安文学（包括解放小说）也在逐渐“长大”。应该看到，根据地的解放小说，与上海或大后方的左翼小说虽有某种逻辑上的关系，但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异从丁玲到延安前后的创作中即可看出。表面上看，延安文学多是由外地人创造的“移民文学”，实质上却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理想文化（如马克思主义）与地域文化（如延安农民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根据地的解放小说，就正是植根于边区根据地厚积的民间文化土壤和骤集的革命文化热土之中而“长大”的文学果实。对作家（如丁玲、欧阳山、柳青等等）而言，特定的人文环境和接受对象亦即地域文化氛围，不可能不对其创作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之，当革命及其文学从黄土地上崛起或“长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那片古老的黄土地，忽视这里潜蕴的革命和文学的种子以及来自地母（民众文化及生活）能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延安文艺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精神的一次现代张扬”，延安及周边地域文化确曾对延安文艺的发生发展，产生的重要的影响作用（参见《延安文艺概论》第29页）。而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延安文学则是从圣地延安生成并传播开去的一大文学流派。这是一个带有母本性质的流派，其对当时其它解放区文学和解放后的中国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所有大大小小的文学流派都有其局限性，影响也并不单纯，在这方面延安文学也不例外。受孕于延安根据地土壤的解放小说，则尤其有代表性，其所建构的革命化、歌颂化和大众化有机融合的创作范式，对秦地小说家也尤其具有久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一个鲜明标志，即体现秦地实际存在的小说流派的创作上。如众所知，中国20世纪小说史上有不少已被学界承认的小说流派，但遗憾的是却多少忽视了秦地小说世界的流派现象。这种流派现象类似于“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大抵都是作为文学（艺）流派的延安文学（文艺）深刻影响下的子流派、次级流派。这里尝试将之命名为“白杨树派”。它孕育于延安文学（艺）运动，初成于20世纪中期，深植于坡沟山峁塬畔，早时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为代表，晚近则有路遥、陈忠实、京夫、邹志安、李天芳、赵熙、高建群、贾平凹（前期）、蒋金彦、文兰等等的承继和发展，并构成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流派“方阵”。这个小说流派的命名，显然与茅公著名散文《白杨礼赞》有关。简言之，所谓“白杨树派”，是从秦地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主要参照茅公《白杨礼赞》及其它有关诗文所提示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征以及评论界已有的相关成果，而郑重命名的一个小说流派，这个小说流派基于三秦文化传统本色和革命文化的交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流派特征，即像生长于大西北的白杨树那样，具有逼人的刚气、豪气和土气，既淳厚、质朴、正直、刚劲、端肃、雄逸、峭拔、顽韧，又保守、忍苦、克己、无奈，孤寂且复苍凉，困窘且复麻木。“白杨树派”的老一辈作家多从肯定层面着眼，倾力揄扬“白杨”精神，而新一代作家则注意全息把握，倾力状写“白杨”的复杂，且较多透入了否定层面，加强了反思色彩。但从整体性或主导方面来看，“白杨树”的那种攒劲向上，不畏风寒沙尘暴雨，竭力与恶劣的生态环境抗争，从而努力追求在黄土地上自由、幸福而又诗意地“生存”的精神，对秦地小说影响极其深巨，并对其美学风貌产生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苍凉、悲怆总掩不住奋发和荣光，刚韧雄壮的力之美透现出独具风采的西北风情和拥抱崇高的审美基调，形成了“白杨树派”的独特的平凡而又壮伟、普通而又奇崛的文学流派风格和相应的地域文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