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适逢林传甲与黄人两部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面世或撰著一百周年，两位前辈学者当年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文学院，联袂在苏州大学举办了“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1904—2004）国际研讨会”。会议不仅就林、黄两位学者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及其史著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取得了基本一致的共识，而且就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反思了文学史研究的不同途径、范式、方法给予教材成果的影响，对这些途径、范式、方法各自存在的长处、弱点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有益的探讨。会议的不少论文还就中国文学发展中若干重要环节、重要专题提出了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大大有助于这些方面的继续深入研究。 这次会议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多学科围绕一个中心共同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通俗文学五个较大的学科；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侧面去接触“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这个中心议题，自然地形成相互切磋、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的平等对话，因而容易获得比较全面而接近本质的认识。对于我这个平时开惯了单科学术会议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新鲜感。开幕式上，当我听到北京大学陈跃红先生致词提到中国文学史首先不是由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作者和著作应该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1901），日本学者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笹川临风的《支那文学史》（1904），认为这些著作对中国学者都有影响时，我马上想到了陈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定学术身份。大会发言中，当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以美国《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学术取径》为题作发言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多学科专家共同讨论问题的优越性。同样，王元骧先生从文艺学角度探讨文学史的写作，听来也别有新意。读日本斋藤茂教授论文《面向新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时，我作为中国学者，实在感到很受教益，觉得我们很需要听取外国同行的这类意见。苏州大学吴企明教授在他很有见地的论文《文学史研究中的“融通”问题》中说得好：“‘融通’问题涉及的学术领域极广。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外来文化、文学有密切关系，这涉及中外融通的问题。文学发展又与多学科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涉及多学科融通问题。文学发展还存在各种不同文体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这涉及多文体融通的问题。”借用吴先生这个说法，苏州大学举办的这次多学科国际研讨会，或许可以说就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大融通”吧。 二是论文的高质量。会议收到的40多篇论文中，大批属于质量较高、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的学术论文。暂且搁下有关林传甲、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多篇论文不说，像杨义先生的《再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就以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角度和新的见解来阐释中国文学史，它不但绘制着新的文学地图，而且考察和研究着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作者用“中心凝聚力”这个概念说明着汉族文学，用“活力”这个概念说明着少数民族文学，还将少数民族的《格萨尔》、《江格尔》等几部史诗和世界各国的史诗从规模上作了比较，来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让人很开眼界。像陈平原先生的论文《被遗忘的文学史》，谈到他从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那里发现了吴梅“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印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唐宋至明代部分，弄清了不少问题，也是很有意义的。即使在中国文学史若干重要环节、重要段落、重要专题的理解上，一些论文也表现出很多新意。例如台湾东吴大学许清云教授的《元竞调声三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根据日僧空诲《文镜秘府论》中的资料加以钩沉并作阐述，恢复了元竞这位在唐诗发展上很有贡献的声律学家的地位。罗时进教授的《“前李杜”时代与“后李杜”时代》一文，打破学术界通常将唐代诗歌史区分为“初、盛、中、晚”四段的说法，改用“前李杜”和“后李杜”两个时代去代替。这决不是要单纯在文字上花样翻新，而是基于对唐代诗歌发展内在转折关键的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白）杜（甫）在开（元）天（宝）之际出现，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次登峰造极，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诗歌回到民间状态以后对宫廷创作的全面超越。”文章引用大量史料对此作了较细致的论述，足以引人思考。另外，台湾佛光大学前校长龚鹏程教授的论文《冯梦龙的春秋学》也对学术界通行的晚明文化观提出了不同意见。龚教授由文学和思想二途，详细考察冯梦龙的春秋学，认为冯“根本不反礼教，因为他最重春秋大义”，“他只不过是位畅销书的编辑人或出版商，科举用书与俚俗小说、淫艳曲子一样，都是适应市场流俗之需的。”对龚鹏程先生的见解，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必须认真对待和细心钻研才能回答。可以说，这篇有份量的论文将把晚明文化性质到底是否属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大大引向深入。至于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围内，有一批论文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如：朱栋霖教授的《国家级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的编写》（以“人”的发现与“人”的观念演变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范伯群教授的《谈中国文学史研究现在进行时》，俞兆平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胡小伟研究员的《形式逻辑的输入与公案小说的嬗变》，于洪笙教授的《侦探小说在中国百年考》，刘卫国先生的《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嬗变》等，它们都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可供人思考的见解。虽然我得到的论文并不齐全，很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论文遗漏了，但据此管窥全豹，也足见这次会议论文内容之丰富和质量之齐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