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轴上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最具实绩的时段大抵可以最早追溯到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学者们奠定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包括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术语，其后几十年间，研究者们主要是以此为尺度评判和研究发展着的报告文学现象。时至80年代，报告文学以“异军突起”的迅猛，抵达其“黄金时代”，在文坛对此大加喝采的时候，有一点却叫人不太满足，这就是报告文学理论向纵深的推进似乎并不那么有力，就好像是巨人的跛行，80年代后期直至1990年以来，一些时有出新的文论鹤立于大量的有些老套的平淡文本之中，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报告文学研究抹上了一缕亮色，带来了新的转机。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报告文学的创作现状说法不一，甚至颇有微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成果的基本看法。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它的一端则联结着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中这些理论的未来，甚至可以说，它还将对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生存前景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及时地对近七年来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做一次认真的梳理就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了。 （一） 晚近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对报告文学含义、特性、功能和写作技巧等项内容的综合研究；二是对现、当代报告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三是对现、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四是对国外报告文学的评述与介绍。 在对报告文学的含义、特性、功能和写作技巧等所作的综合研究中，最具有开拓意义的是从新的维度审视报告文学特性的文论，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这一时期理论成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谢泳于1989年发表的《传播学与报告文学》一文似可视为这种新维度的较早期的探索之作。它力图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报告文学的个性，认为报告文学并不是文学，而是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思想的材料，是有着民间色彩的新闻。此文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报告文学的新思路，即将讨论这一文体的特性从文学范畴引渡到暂且陌生的传播学领域，其先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此文所做的最大努力也只仅仅局限于目光的引领，它还未来得及以系统的传播学理论来剖析报告文学这一个案。于谢泳之后，王干也循着传播学的思路，着重谈到了包含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的阅读值问题，这可以说是一次更小范围内的体察，作者独辟蹊径地认为，纪实文学“纪实效应的产生除了社会文化心理的脉通这样的外在因素之外，还因为纪实文学有着独特的自成一统的阅读值，我想着重从认识性、文化性、娱乐性这样三个层面上去进行阐述。”王干认为，认识性是第一阅读效应，文化性是一种比较高的阅读值，而娱乐性使纪实文学成为“文化快餐”。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纪实文学的阅读负值，即媚俗、虚构等足以使这一文体“走向衰竭丧失阅读值的病灶”。 与借用传播学理论相仿，过去较为少见的以美学观点讨论报告文学特性的文论在这一时期也崭露头角。其中吴炫的《作为审美现象的非虚构文学》从艺术哲学高度颇有新意地阐明了非虚构文学产生的原因，并在与虚构文学的比较中，对非虚构文学这种特定的审美方式作了概括——“非虚构文学的确在执守着自己‘非虚构’的职能：忠实地再现人的活动，人的事件，人的生活状态。她也并不着意于追求虚构文学中那种生动的细节，细腻的人物心态刻画等诸种微观性对人物的把握。恰恰相反，她是一种远距离地或远景性地观照进入她视野中并且被她所选择的表现对象。这样她的表现对象当然就更多的以轮廓和状态的形式出现。所谓‘事件大于人物’，实际上就是这种特定的审美方式所致。这正是非虚构文学的优越性所在。”“非虚构文学在此方面（指虚构文学的艺术真实的多意性——笔者注）当然是粗糙的。但是这种粗糙却与生活本身的质感保持着一种同步。因此她无须把这种粗糙精致化。所谓‘非虚构性’，其全部意义正在这里。”这些尽管是很个人化的见解，也无疑会提升我们对包含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文学的更富于哲理性的认识。另外王炳社在其文论中也谈到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最根本的美学特征是“真实美”，其次为形象美、意境美和结构美。这里所谈也许是将过去人们所认同的或不认同的报告文学特性用美学名词加以套用或置换，但其切入的视角倒值得我们注意。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过一个愿望，即希望研究者们运用叙述学原理来深入报告文学的“内部”作一些探讨，目的想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更清晰地总结出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为完满解释其文体属性与特征作一个有说服力的铺垫。现在看来，已有学者在这样做了。欧阳明在他的一篇不太长的论文中力求以叙述学观点来演绎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他在与其它叙述文学的比较中，确认报告文学的叙述为真叙述，文学的叙述为伪叙述，“绝大多数报告文学的叙述人就是作者，即作者与叙述人同一。”其叙述视角与其它文学相比也大相径庭，“全知视角占尽优势，次知视角一枝独秀，戏剧视角尚属空白”。“报告文学其‘本’位在新闻，其‘节’展至文学。”拙作《报告文学中的非叙事性话语》则试图从叙述学角度对传统的报告文学的“政论性”、“评述性”作一个更细致、更易操作的条分缕析，在此文中我认为，报告文学通常存在着叙事性话语和非叙事性话语等两种最重要的话语形式，后者比“政论性”涵义要广泛一些，在相当程度上为报告文学有别于其它叙事文本投注进富于特征性内容，它可细分出发抒、揭示、解析与衔接等诸种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