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一种“言”（即“话语”），甚至就是作为始源性语言的那种“言”。“诗言志”一说告诉我们：诗这种“言”发自我们的“志”，“志”，即“志意”、“怀抱”、“回忆”之类的思虑，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志”与“意”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拿涵义较广的“意”作为诗在我们头脑中酝酿的起点比较合适。任何形态的“意”都是思维的产物，也就是说都已经从感性认识的基础提升到知性以至于理性认识的水准，所不同的只是：有些“意”是直觉到的，大部分的“意”则是在已有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过程而产生的。诗意是直觉意义与逻辑意义的结合物，离开前者则非诗，排斥后者则难以成言，前者便无以寄托。清代诗学名家王士禛与其门人郎廷槐的答问中已经扼要地说明了其间关系：“志非言不形，言非诗不彰”。[①]这就是说志、言、诗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依次递进的差别：不成言的“志”是心中的混沌一片，言而非诗，则只是传达单方面的逻辑意义的日常话语，因此不象诗那么感人。显然，从这里引伸开来，我们就可以将诗作为人类从认识上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情感或娱乐作用包含在其中，而不是孤立的或与认识并列的；而且，“意”在这种诗性认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一、“以意为主”和“修辞为要” 在各类文体或“话语”中提倡“以意为主”，在中国渊远流长。《孟子·万章》上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批评上如此重视志意，那么，写作的要旨理所当然是“意义”的创造或表达了。《庄子·天道》中说得更明白：“语之所贵者，意也”。西晋陆机（261—303）在他的文学批评专著《文赋》的序中明确地以物、意、文三者的关系作为衡文的标准。他写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比最早出现于《周易·系辞上》的“言不尽意”一说有所发展。《文赋》正文每涉文体结构均以意与辞两者并重，尤其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其中“情”即指诗中之“意”，因为中国古典诗以抒情的短篇为主；而“绮靡”则指辞的富丽纷繁，是因“情”而发的。《文赋》后面又写道：“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等，从正反各个方面显示情思与言辞密不可分的主从关系。 后来，《后汉书》的著者范晔（398—445）在《文赋》的基础上更显豁地提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到了南朝齐梁时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刘勰那里，他便不仅继承前人的论说，阐明“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心雕龙·体性》）等情理之意主宰言文的原理，而且在开宗明义的《原道》篇中已将文意提高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写道：“道沿圣（人）以垂文，圣（人）因文而明道……《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里将文辞的力量完全从属于作者的“真理性的认识”（“道”），一方面使“意”的潜在的人文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开了文学理念化和教诲主义的弊端。 从“以意为主”发展到“道之文”（即“文以载道”），在逻辑上顺理成章，但实践中往往低估了艺术性的“文”（现称“文学”），尤其诗，在文体上的特殊要求。“意”以至于“道”在应用文和理论著作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在诗歌领域中，意与辞，诗性意义与诗体形式，必须更加完好地结合在一起；诗人最初模糊的意念往往只是在落实到某些语句或韵调之时才生发开来，如果混同于一般逻辑思维中的概念，诗的创造性想象活动便要受到抑制。但是，诗的想象活动首选的目标是细致入微地观照生活之真，因为只有真中才有美，诗人的愿望也只有在想象之真中才能得以满足。如果反其道而行，循美以求真，有时便难免撷取其花叶而遗弃其根茎，复古派或唯美派的艺术家往往就步入这一歧途。既然诗意以求真为第一目标，某些流派的诗人在艺术领域中更加偏向于哲理的探求，或者更多从真情实事入手，这些仅仅属于艺术风格和趣味问题，应该得到读者的同情和理解。南宋诗评家严羽过苛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诗辩》），实有偏颇；后来明代人盲目推崇和模拟盛唐诗风，产生不少“有词无意之诗”，就是一大教训。清人吴乔（1611—？）对此作过十分公允的评价：“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②] 在我国的古典诗领域一般还是“以意为主”的观念比较流行。例如，清初大诗人学者王夫之（1619—1692）就写道：“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所谓“无意之诗”，他指的是“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原注），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还指用下述方法写出来的诗：“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事，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③]由此看来，与“以意为主”分庭抗礼的诗派也大有人在，而且可以远溯至“绮丽不足珍”的两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④]凡是“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或者只做些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的诗人所看重的是空泛或藻饰的语词，而不在乎“意”之轻重深浅、新旧正误，其诗通篇下来必然如同没有统帅的乌合之众，所以称之为“无意之诗”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