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化被多重历史力量分解、误置和重新整合，中国文化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卷入全球文化想象之中。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不管人们的初衷如何，终究都被看不见的历史之手强制性地置放在多元混杂的、二难的、变化不定的历史关头。事实上，文化不过是一个被裹胁的弱者，就中国正在起飞的经济——这个庞大的辉煌的神话，也同样被一只历史巨臂推向一个即定的目标。历史把它最后的剩余物，把它最棘手的庞然大物——中国大陆也推向即定的历史行程。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不再是引导时代精神的历史实践，它只是一种被予的文化实践，被全球化的历史，被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拖着走的副产品。然而，不管如何，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不协调的边缘化的声音，正以它积极而勉强的姿态，参与这个文化全球化的对话。就在这样的场景中，文化的创生力量同样在顽强生长，抵抗被历史拖走着的命运，向全球化的文化扩张应战，这使中国新的挑战性的文化应运而生。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后现代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很有影响的一股力量。尽管起步不久，参与的人数还极为有限，但它无可争议给当代文化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后现代研究对当代文化的种种阐释本身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最生动的部分。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后现代研究引起了多方争议，也带来了一些混乱，这是后现代研究者有必要正视的现实。有必要澄清那些人为的混乱和误读，并且在现有的基础上认真检讨中国后现代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任务。某种意义上，正如查尔斯·纽曼所说：“我们正处在那些我们只能询问我们怎样弄清楚常识的历史关头。”（《后现代氛围》）这些“常识”——也就是我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后现代的讨论中一直被误读、混淆、掩盖和遗忘。 对后现代的批评和误读五花八门，总括起来，最常见的无非有以下几点：其一、用经济发展水平来理解中国的后现代文化，责问说：中国还不够“现代”，如何能产生“后现代”？其二、先锋派文化的后现代性；其三、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其四、后现代与西方理论关系问题；五、后现代的批判性立场问题。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中国产生后现代的历史语境 “后”是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词，通常认为它仅仅表示了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时间界线。后现代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当然是对后工业化存在的现实特征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结果，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它对“现代主义”的反判和修正，这使它在时空上具有双重的可能性，它既有可能是在“现代”之后，也有可能是在“现代”之前——它在时空上试图最大可能地概括人类生活和文化存在的样态。因而，当它用于抵抗人类业已经形成的时空观时，“后”更重要的意思在于描述一种空间性的错位状况，不同时间的东西被堆放在同一个空间或平面中；它揭示了与先前经验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或是某种歪斜的、扭曲的、拼贴的、过分的以及失真的状态。它表明人们已经无法在习惯的和常规的意义上去描述或理解某些事物，无法给予明确的界定而又不得不做出区别。它通常是中性的，但它时常也有戏谑的意味。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后”，则没有必要把“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简单混为一谈。即使就经济文化前提而言，中国80年代也有相当条件可以产生后现代主义。[①] 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氛围，给予“后现代主义”产生提示了最低限度的历史条件。但是，当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边作用的结果——它是历史之手多重误置和强加的结果——它表征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文明情境。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后现代主义”依然是诸多历史条件多元决定的产物：二次大战的阴影及其随之出现的经济全面繁荣、和平景象与冷战的恐惧情绪相混杂，高科技成果及其对人们的感觉方式的改变，反现代主义的平民意识，意识形态衰落与左派激进主义盛行混淆，反战示威和学生运动……等等，这些典型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现象，其实也是潜在地相互作用的文明因素，它们共同造就了“后现代主义”式的感觉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高科技和经济发达不过揭示了一个社会大背景，在这个背景映衬下，文化的不协调性显得异常突出，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与传统文化记忆的强烈冲突，富足的生活与核武器竞赛，激进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交替上阵，文化上的宽容，自由主义经久不息的声音，多元主义盛行……等等，正是这种反差、错位和不断叠加的历史情境，才形成后现代主义那无中心，不完整性，丧失历史感，随遇而安的游戏态度，从破碎而荒诞的生活中寻找诗性的快乐的“黑色幽默”风格，最简要地说，早期后现代主义（或对后工业率先感应的先锋派式的后现代主义），正是二次战后的后工业文明时代“文明受损”或“历史误置”的表征。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发达水平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被实验派小说奉为后现代主义的圭臬。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造的那种“神奇的真实”，正是对拉美混杂的，充满错位的文明情景的特殊表达：已死的玛雅文明与印第安或阿兹泰克文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全面渗透，军政府独裁政权，现代生活和古代通灵论等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等人一直是用欧洲文明和拉美文化的双重眼光来看待他们所处的历史境遇。所谓“拉丁美洲意识”，就是古旧已死的文化记忆，与反抗帝国主义或屈服于军政府的殖民地意识的混合物。因为混乱、反差强烈、错位和荒诞，它才显出那种“神奇的真实”，它才具有约翰·巴斯等人赞赏的奇妙的后现代性，它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制造的文化情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5、60年代乃至于70年代的拉丁美洲显然要低于80年代的中国，拉美有可能产生“后现代”，何以中国不行呢？说到底“后现代主义”表达了“历史误置”的状况，当代中国同样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汇集，它使当代中国文化变得混乱不堪却又奇妙无比。80年代后期，人们不难感觉到中国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失去创造功能，“一体化”的社会秩序处于严重破损的状况。经济过热发展激化了隐藏的文化矛盾，市民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处在三元分离的状况，市民社会奉行经济实利主义原则，并且代表了一种有生机的蓬勃向前的社会力量，它使政治精英确立的社会秩序面临“合法化”危机。因而社会的信仰、价值和符号体系必然发生一系列错位：名／实，动机／效果，真实／虚假，严肃／游戏，真理／谎言，权威／丑角，精神／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悲剧／喜剧，仪式／闹剧，爱情／欲望，宣扬／消解，奉献／掠夺，发展／退化，进步／守旧，左／右……等等。这些对立项在具体的历史过程总是相互颠倒，就其存在方式而言，总是出现“名”（能指）与“实”（所指）的分离，因而其运用方式总是发生动机与效果的倒错。人们始终（或经常）置身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一边是强大而严格的制度体系；另一边却是随机应变的日常生活。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秩序掩饰下的是截然相反的现实行径，人们游刃于隐含“合法性”危机的社会秩序的各道裂痕之间而自行其是，错位的文明情境洋溢着无边的荒诞与诗意。所有这些都并存在于这个时代，使中国社会的现实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奇观性。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时刻的文化不再有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勿宁说它充塞着不置可否的喜剧精神，它为当代叙述学揭示了诗意祈祷、滑稽模仿、抒情与反讽等等一系列感觉方式、修辞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使当今中国的生存现实、大众文化生产和某些先锋派实验，最大可能切近后现代主义。因此中国的后现代与西方的后现代有显著的区别在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艺术家和理论家创造的文化产品，而中国则是历史之手写作的巨大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