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包括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是否应有自觉的历史意识？权威理论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韦勒克、沃伦认为，批评家“应该圆满地去表现他自己时代的生活，他应该成为他的时代的‘代表’，这是一种特殊的评价标准”。他们还指出：“黑格尔派的批评和泰纳派的批评认为，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的或社会的伟大性，简直就等于艺术上的伟大性。”进一步说，批评并非社会进程的简单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如果说韦勒克、沃伦把批评的历史意识理解为揭示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么卢卡契则把批评家与人物命运的关系及对后者的参与程度，当作批评的历史意识的重要参照。他指出，批评家面对司各脱、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作品时，熟悉许多事件，并且深信“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参与其中的人物的命运，由于这些人物在扩展个人生活的同时对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在此过程中，批评家不仅是“小说人物所参与的那些事件的观众”，而且也“体验这些事件”(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刘半九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此外，卢卡契还分析了巴尔扎克与左拉所描绘的剧院的区别。左拉的主人公娜娜在剧院的初次表演决定了她的演艺生涯。巴尔扎克的主人公吕西安在剧院的露面则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正是在剧院里，他从一个无名诗人变成走运的新闻记者。左拉完整地描绘了剧院，从观众席开始，在观众席、休息厅、包厢中发生的一切，以及舞台上的情形，被无一遗漏地描写出来，甚至演出和休息过程中的换景、换装等细节都被精细地描绘出来。这种客观的、资料式的完整性，在巴尔扎克作品中是没有的，剧院和演出对他而言，只是为展示吕西安的发迹、高拉莉的演员生活、两人的热恋，以及吕西安与大丹士、罗斯多未来的冲突。由此，卢卡契指出，剧院在左拉小说中只是“事实”和“事件”，而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剧院则是一系列斗争、冲突的舞台。巴尔扎克要表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剧院的命运，即剧院对资本和新闻业的从属关系，剧院和文学、新闻报道的相互关系。因此，巴尔扎克和左拉的不同之处是，在前者看来，剧院不单被用于展现主角内心的戏剧(包括看戏的吕西安)，更被用于展现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戏剧。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卢卡契通过阐释巴尔扎克的历史意识，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参见卢卡契：《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第41、42页)。 有人可能会疑惑：韦勒克、沃伦和卢卡契对批评家的要求，是否只适用于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而对当下的文学现象缺乏必要的针对性？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对任何时代的文学来说，无论作家从什么角度介入生活，用什么艺术手法表现生活，都离不开社会历史背景，其作品都渗透着作家的历史意识。上述理论家的批评观念，正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下文学的症状，分析解释今天文学面临的问题，依然具有无可置疑的现实性、历史性和有效性。 必须承认，在我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体会较深的并非批评的历史意识，而是批评的“历史素养”这个说法。我尤其认同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在其名著《史学方法论》中对“历史素养”的定义。他说：“就一般而论，须知历史研究上如欲有效果，则其无条件的前提，仍在于方法方面之根本的素养。”具体来说：“如从事政治史者，则当有政治科学上之涵养；从事艺术史者，当有美学方面之涵养；从事某种题目者，当有与此相关的科学上之涵养，此又不待言者矣。”(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在我看来，伯伦汉不只认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应具有相关领域系统扎实的知识，而且还强调，研究者应具有比一般专家更深厚的历史素养。就文学而言，简言之，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需要对产生文学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有长时期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不仅要了解作家生平和作品本身，而且要有能力把握文学与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敏锐感知文学作品所揭示的历史命运。 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来说，历史素养应该是必要的功课和修养。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为例，在“十七年”文学研究方面，他的成果十分突出，其著作中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产生了持续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处理“十七年”文学时表现出深厚的历史素养。洪子诚在《百花时代·后记》里有段话很有意思，大意是：1956年他上大学时曾观看过东欧某歌舞团的演出，后来有一天传来东欧事变的消息，在那一刻，远方的政治事件忽然与洪子诚的个人经验发生了关联。我认为洪子诚当时遭遇的历史节点，跟卢卡契所说的“体验这些事件”非常接近。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丸山昇在阐释鲁迅思想时说得很透辟，即辛亥“‘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丸山昇：《辛亥革命及其挫折》，藤井省三主编：《日本鲁迅研究精选集》，林敏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丸山昇所说的“经线”，跟我说的“历史节点”，在理解和分析一个人的精神结构时有一些相似之处。读过洪子诚著作的人都知道，历史素养在他的研究中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与同代人相比，洪子诚的历史素养深厚，而后辈则不具备这一特质，这就让他的研究显得卓尔不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