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1985年似乎是常被提及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一大批具有创新探索精神的小说集中登场。对于这种登场，批评家们既深感振奋又困惑不已，振奋是因为呼唤已久的文学创新，终于在1985年有了集中展现；困惑则表现在定位和命名的犹豫不决上。这种振奋和困惑，在当时的两个重要选本中有集中表现，一个是《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1986年)，一个是《新小说在1985年》(吴亮、程德培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在《探索小说集》的“后记”中，选编者写道：“说一九八五年的小说是一个转折点，这起码在形式探索走向明朗化这点上是不为过的。可能性空间的开拓，必然需要相应的艺术成品来充实。”“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①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小说创作的“转折点”，但其实也关乎文学批评，因为就像编选者所说“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小说创作的新变，某种程度上使得新潮批评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批评意识的自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这一批评意识的自觉，在彼时两个颇有代表性的批评文选中有所显现，一本是李洁非、杨劼选编《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本是张国义编选《生存游戏的水圈(理论批评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关于这一年的重要意义，还在另一件事中得到呈现，那就是1985年秋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演讲。杰姆逊的演讲之于8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其重要意义已得到普遍认可，无须赘言；根据演讲稿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一书更是被广为推崇，此书以不同形式出版或再版即是证明。 这里之所以把发生在同一年的两件事放在一起，是想表明以下一点，即，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由两股力量所推动的。一股力量是文学创作中的新变，及其带来的对批评的挑战；一股力量是国外理论的冲击及其促成的批评家们的理论自觉。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两股力量常常是互相交错彼此融合的。 一、文学批评实践及其理论自觉 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其理论自觉的重要前提是创作新变造成的冲击使得原来的理论储备失效。就此而论，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创作新变都会引起理论自觉的。因此，这里需要区分文学争鸣和理论自觉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朦胧诗派等，都有过相当规模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诸多理论问题，但理论问题的讨论大都是在旧有秩序内展开的，换句话说，都建基于原来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并没有产生什么文学批评的新的理论成果。但这些论争，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仍是有积极意义的，迫使年轻的批评家们更加努力去拓宽自己的理论视野以解释当前的文学创作。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是与文学论争联系在一起的，但论争并不必然带来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两者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后展开的寻根文学的倡导及其争论也可做如是观。寻根文学的倡导及其批评实践虽然带有理论并行甚至先行的痕迹，但因“文化”范畴抽象而宽泛的特征，以及对文学之“根”的不同理解，理论倡导和创作之间多少显得有些脱节，这一现象所导致的结果更多是文学创作的理论自觉，而文学批评还多停留在理论主张的阐释上。 20世纪80年代，对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的冲击更多来自文学创作上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这是80年代的文学创新驱动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产生了两个积极成果。一是创作新变催生的选本批评。围绕1985年新潮，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选本，诸如《中国新潮小说选》(程永新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等。选本批评的好处在于，其可以看似中立和不做评判的策略表明选家的立场和观点。这些选本对当时创新倾向较强的作品采取的是一种颇具宽泛色彩的命名——“新小说”“新潮”“探索”，这虽是一种较为审慎的命名，但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们的自觉意识：围绕那些作品，批评家们开始思考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命题。另一个成果就是文学批评家们分类、阐释和命名的实践。怎么写的转变使得此前文学批评的理论视域显现出盲区，阐释力大幅下降。面对新的创作现象，批评家们既感到兴奋也普遍表现出不知所措来——不知道该如何分类、阐释和命名。命名的痛苦应该说就是原有理论惯性的表征。面对这些小说，现代主义的流派命名显然不再适用或越来越失去其效用。大量的批评命名实践随之产生。 与此相关的文学批评实践，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一个是先锋文学的兴起及其文学批评。虽然说，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当时并没有产生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但却可以看成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的集中显现；其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针对中国的现代主义写作的独特性如何阐释与命名的问题。传统的现代主义理论在这一中国式现代主义创作面前凸显其阐释的不足来，如何命名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关于这次论争，还有一个问题得以凸显，即西方理论资源与本土经验的关系问题，理论的过剩或经验的逸出，都使得两者的关系需要重新梳理。 如果说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更多凸显的是命名上的困惑的话，马原等人代表的先锋写作的出现所带来的冲击则是传统理论视域的失效。当王蒙、残雪等人的作品还可以用现代主义诸流派命名的时候，批评家们是没有焦虑和紧迫感的。关于朦胧诗派的争论，虽然持续的时间较长，且很多问题被提出来，但没有产生理论上的震荡，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有充足的理论资源可供援引。对马原等人的创作，情况则有所不同。要想有效阐释这一股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新变，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就先锋文学批评实践而言，其理论的自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的阐释力问题。面对先锋写作，当时的批评家们普遍表现出了犹疑和谨慎的态度，这固然是因为其新奇新异性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理论上的问题：面对先锋文学，传统理论明显表现出失语的倾向——无法有效阐释。其次是命名的适切性问题。当时围绕先锋文学，有各种命名，真可谓五花八门。有些试图从传统意义上的题材、主题或风格分类的角度展开命名，比如说“公安小说”“武侠小说”“幽默小说”“新历史小说”等，但这些命名只对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如余华的《鲜血梅花》 《河边的错误》等)有效；或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加以定位，于是有了“荒诞派”“意识流”“解构主义小说”等，其结果是更加的混乱：不但没有把先锋作家的作品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也没有凸显出它们同现代主义的异同。可以说，真正使得先锋作家的作品显现其独特内涵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被引入后的命名尝试，陈晓明、南帆等人是这方面的代表。②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命名实践，使得“先锋小说”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最后是代表作家作品的认定问题。这个问题是隶属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并不具有单独的意义。对一个流派而言，当其被命名时，代表作家作品的认定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其背后有着理论上的依据。在先锋文学思潮那里，更是如此。“先锋文学”的命名之所以说是批评的理论自觉是因为，这是把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概念用来命名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迥异于现代主义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创作潮流，理论的自觉正表现在对这种新变的确认和阐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