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2)02-0069-07 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批评性”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但又是一个熟视无睹而被忽略甚至盲视的问题，诚如文学应该具有“文学性”、艺术应该具有“艺术性”、审美应该具有“审美性”一样理所当然、无须细究。殊不知当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时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对现代主义思潮流派的影响及意义不可小觑。那么，当下何以提出“批评性”，是否批评存在“批评性”问题，如是又何以强化“批评性”，这是本文基于问题导向意识及现实需求的研究初衷及出发点，也是旨在回归与重构“批评性”的目的。因此，“批评性”与“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同样重要，应该引发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因为这并非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而是一个颇具挑战性及前沿性问题，更是一个值得反思、反省、警觉以及重视的现实问题及理论命题。 一、何以提出“批评性”问题 正如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后必然会引发“电影性”、“戏剧性”、“绘画性”、“音乐性”、“舞蹈性”等问题的探讨一样，文学批评的“批评性”问题也会逐渐浮出水面。以往在文学研究中，人们早已习惯于使用诸如艺术性、审美性、形象性、意识形态性、逻辑性、典型性、经典性、叙事性、抒情性等一类概念，往往是对事物属性、特征、状态、形态的一种描述及概括方式。尽管这些概念与“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有所区别，但也会因之受到影响和启发，从而在其原有义涵基础上深化、拓展乃至重构。“批评性”显然不同于通常所言之“某某性”，它主要是基于“文学性”探讨方式，不仅对批评的性质、特征作出更为精准的界定，而且进一步阐发批评之本体性及本质规定性所指内涵，尤其是针对批评面临现实问题挑战凸显其回归与重构的意义。因此，“批评性”问题的提出有其原因、根据及其内在逻辑。 其一，为批评正名关键在重构“批评性”。当下文坛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思潮弥漫着一股文学“失语症”、“边缘化”、“消亡论”气氛，人们对批评也颇有微词与非议，甚至对批评有无存在价值、有无效果、有无作用影响产生困惑与质疑。且不论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及评价批评的不足与问题，仅从批评对自身存在处境的困惑、焦虑、不满、质疑的众说纷纭、众声喧哗声中就不难明白其所面临危机及挑战。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开篇就尖锐提出：“为什么有必要考虑从事文学研究的合法化？毫不讳言地说，是由于人文学科在整体性地经历着严重的令其日见衰落的制度化危机(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并且由于文学研究自身的问题，在总体社会话语中越来越边缘化。”①文学研究涵盖文学批评，其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于“制度化危机”、“自身的问题”、“社会话语的边缘化”等外部和内部挑战及危机，事实上也揭示出问题及原因所在。为此，如何面对危机与挑战，为批评正名、推动批评回归本位迫在眉睫，确立批评的独立性、自主性及关系性中的定位尤显重要。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与沃伦合著)中在阐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足鼎立而又三位一体关系基础上，又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一文中针对那些“不是将它们合为一项如文学史或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就是至少把这三项变为两项，说只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只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点进行批驳，认为“这种争论大部分都是纯文字性的争论，是语言极度混乱的又一个实例，是真正由于语言混乱而停建的通天塔，在我看来这是当代文明中一个最不祥的征兆”②。也就是说如果将三分法合并为两分法，即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合并，要么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两分，要么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两分，其结果是模糊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界限与区分，使其独立性、自主性及关系性中的定位模糊，两分之文学批评也就等同于文学理论。尽管两者合为一体抑或相互混用，似乎符合西方当下批评理论化与理论批评化现状，但不能不说有混淆两者概念及彼此消弱之嫌，有可能造成批评消解与淡化的后果，使批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与挑战。毋庸置疑的是，无论从古今中外文学史发展规律与经验看，还是从文学研究角度看，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文学、批评、理论纠缠与混杂现象，但并不难辨析彼此的区别及界分，至于现代学科将其各自学科属性分门别类更是理所当然。韦勒克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都曾被人称为‘批评的时代’，然而把这个名称加给20世纪却十分恰当。我们不仅积累了数量上相当可观的文学批评，而且文学批评也获得了新的自觉性，取得了比从前重要得多的社会地位，在最近几十年内还发展了新的方法并得出了新的评价。”③20世纪不仅进入了“批评的时代”，而且进入了“批评自觉的时代”，其标志之一就是批评概念的现代义涵及“批评性”内涵得以强化，取得了批评存在的合法性地位，确立了批评作为文学与理论之间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回归与重构了文学、批评、理论三足鼎立而又三位一体的格局，强化了批评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及关系性中的定位。诚如文学需要以“文学性”界定及阐释，批评也需要以“批评性”界定及阐释，这是为批评正名、推动批评回归本位、重构批评本体性的重要方式。因此，“批评性”问题的提出不仅必要而且必然与必须。 其二，解决当下批评问题关键在重振“批评性”。新时期以来，当代批评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程中曾有过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不仅以批判性评价机制推动其与新时期文学并驾齐驱、比翼双飞，而且实现了批评自身蜕变、变革、创新的现代转型，使其“批评性”发挥到极致。当下批评尽管与时俱进而有所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失却了当年的锐气及辉煌，逐渐走向失语、离场、边缘化，产生种种不足及问题。这些批评症候必须找准症结及病因，透过现象看本质关键在于“批评性”的缺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④，也就是说文学批评要的就是相对于“表扬”而言的“批评”，这一“批评”的内涵就是“批评性”。当下“批评”缺失即“批评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存在“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问题；二是存在“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问题；三是存在“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问题；四是存在“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问题；五是存在“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问题⑤。这样的文艺批评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也不是“真正的批评”⑥，而是伪批评、坏批评、缺失“批评性”的所谓批评，不仅对文学发展无益，而且对批评有害。因此，当下批评界存在的种种弊端问题，关键在于“批评性”缺失，呼唤“真正的批评”的回归与重构也就是呼唤“批评性”的回归与重构。 其三，批评传统传承发展关键在回归“批评性”。当下“批评性”的提出虽然基于现实语境，但也有其历史背景及文化基因。“诗言志”作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开山的纲领”⑦形成了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批评传统，“美刺”直指《诗》风雅颂、赋比兴之经典性“六义”；儒家评诗论乐遵循“兴观群怨”功用教化之理，道家尊奉“自然之道”抨击“五色乱目”、“五声乱耳”之弊；司马迁以“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揭示“发愤之所为作”的创作动机，王充“疾虚妄”以强调“真美”批评。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时代”也意味着“批评的自觉时代”，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纲领明”而“条目显”，构建了颇为完备的文论批评体系，其《知音》篇揭示了批评规律特征，凸显了批评精神，蕴含着“批评性”基因。刘勰在《知音》开篇提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问题，其原因既在于知者“文人相轻”、“贵古贱今”，故难以做到“鉴照洞明”；又在于音者“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文情难鉴，谁曰易分”，故存在批评“知多偏好，人莫圆该”问题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构建“知”与“音”交流机制：一是针对“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之片面性，强调“圆照”的辩证周全批评观⑨。二是提出如何“圆照”，“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阐明长期积累方能厚积薄发之理⑩。三是提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批评准则及要求；“将阅文情，先标六观”、“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的批评方法；“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之批评机理逻辑(11)。四是提出“见异唯知音耳”(12)，强调“知音”不仅基于共同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差异性，一方面见出作品的独创性及特色，另一方面见出批评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及特点。刘勰以其《辨骚》篇评价屈原作品不仅与《诗经》“见同”而且在于“见异”，以“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的“异乎经典者也”，揭示“变乎骚”的意义，以“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精采绝艳，难与并能矣”(13)的高度评价确立起风骚并举的文学经典传统。由此可见，刘勰以“知音”构建批评主客体交流机制，既能解决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又能以“见异”彰显“批评性”蕴涵及效果。因此，中国批评传统不仅能够提供“批评性”资源与文脉，而且在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对当今批评具有启迪、参考、借鉴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