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贯穿于百年文论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即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成为区分不同文学理论学派的显著标志。有的肯定和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有的淡化或否定文学的社会价值；无论前者或后者，情况都颇复杂，甚至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鲁迅的理论探索，“历史的启示”深刻指明：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指导，总结既往与当今文学价值嬗变的丰富经验，全面、系统地认识文学的价值，艺术地实现文学的社会作用，这是新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 审美意识形态 文学的社会价值 文学的审美价值系统 文学的价值与“有用性” 当我们面对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去探求既往“历史的启示”时，首先想到的是，当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明显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多元文学价值观念的规律性问题。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末的百年文论史中，不难发现，每个重要时期学术文化界围绕文学价值取向与观念嬗变所进行的论争，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中，始终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同倾向的文学理论的分歧，往往体现人们对文学的特质、功能和美学理想的不同看法，并总是在文学价值观念上表现出来：有的肯定和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有的却淡化或否认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前者之中，对文艺的社会价值的理解颇不相同；后者对文艺社会价值的淡化或否定也各各特殊；甚至在前者与后者之间，还常常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因此，认真审思百年文论史中关于文学价值取向与观念嬗变的规律性，从中获得历史的启示，对于当今文学价值理论的探讨与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我国近代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并不是从古代诗论、文论传统上自发地延展，而是在西方近现代美学和文学思潮直接影响下文艺变革的产物。它所具有的反封建传统的革新性与理论、观念的不成熟性，是同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构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就是从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出发，倡导“小说界革命”的。鉴于“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而在理论与实践上引进欧美、日本政治小说的新概念、新文体。从而一反我国传统视小说为“小道”与“邪宗”的偏见，使小说从文学中突出，从先前“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甚至作“经”、“史”的补充的微不足道的文体，一跃成为改良社会、改造人生的有力工具的文学样式。1897年，梁启超在谈及日本变法时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①]。第二年，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又因欧美各国社会变革与小说的必然联系，总结出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②] 由于梁启超认识到小说在社会变革中“为功最高”，其价值关乎“国民之魂”，致使其1902年所著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一开头就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小说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百千载”。因此，他不加科学分析地全盘否定我国古代小说，把社会存在的落后、愚昧统统归之于旧小说的毒害，甚至把旧小说说成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并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见，梁启超的文艺观与政治观一开始就是同一的。导致他在“小说界革命”中形成的文艺价值观，不仅彻底否弃重诗文、轻小说戏曲的旧文学传统，而且反转过来置小说于“文学之最上乘”的重要位置，指出“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③]；从而超越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旧价值观，构建与政治、群治休戚相关的新价值观。正是在梁启超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革新和价值观念的嬗变中，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既包含主张小说具有改造社会、人生的作用的正确、合理的思想，又存在着淡化、忽视小说固有的审美价值与片面夸大其政治功利价值等理论弊端。 其实，在梁启超整个文艺思想中，文艺价值观（包括中国传统的或西方近代的影响）并非如此单一、褊狭。即使在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前后的著述里，对于文艺的多方面价值，特别是审美价值，也多有论及。比如，在《美术与生活》一文中，他就曾这样写道：“我确信‘美’是人类生活的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最重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④]。说明他对构成艺术的美、情感与趣味等价值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在上引那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著名论文里，更认为小说“之支配人道”有“熏”、“浸”、“刺”、“提”“四种力”，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艺术形象对小说的重大意义，以及小说社会作用的实现离不开其艺术价值在作者与读者中间的生成。 那么，为何他在“小说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单单看取小说的社会政治价值，以致片面夸大小说本身无法负载的政治宣传功能呢？这就不能不涉及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和艺术理想了。因为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的酝酿与发展，改良派的活动家们，为了广泛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进行“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更通俗、更普及、更有力的舆论宣传工具。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已失去了政治权力的根基，更进而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加强对新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的创作引导，以此达到“抨击时政”、宣传改革的目的。诚如鲁迅所说：“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端，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⑤]梁启超就是在这种理论观念和政治倾向的驱动下，身体力行地创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为了“抨击时政”，宣传政治主张，他明知其“三不像”的文体缺乏移人性情的艺术感染力，也要发挥它宣传政治改革的舆论工具的作用。正如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里所言：“……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出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他对这种小说文体的选择的解释表明，其所进行的“小说界革命”，固然对小说这一重要文学样式作出了全新认识，“是古代中国的杂文学观念向现代中国的纯文学观念迅速演进的显著标志”[⑥]；更由于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使其小说革命的价值取向，主要不在于这种文学样式的独特审美价值，而在于它的社会政治价值与舆论宣传功能，从而开了以小说创作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先河。以致有的论者做出如下论断：“他提出小说革命，为的是要推动政治改革，而不是要改革小说本身，所以，他不可能以政治去迁就小说，而是愿意牺牲小说，以求更好地为政治服务”[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