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2-0108-05 苏联解体前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学的研究已经开始升温。苏联科学院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联邦科学院围绕文化学和诗学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主要议题有：“斯拉夫的文化世界”、“文化史与诗学”、“文化语境中的人”、“文化史与历史”、“自然与文化”等等。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多侧面地研讨了诗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阐明文本与文化背景的关系问题。俄罗斯学者们认为，在当今时代，由于艺术文本被视为文化文本，诗学变成了显性的和隐藏的文化意义自我揭示的学术视阈。因此，文化诗学获得了“文化语法”的地位。传统诗学也由于诗学涵义和研究视野的扩大而获得了文化学的平台[1]。与此同时，俄罗斯高校的文学史教学也开始结合文化史来讲授。课程名称有“普希金与18-19世纪俄国文化”、“白银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苏维埃文化与文学”和“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等等。文化史的融入扩大了文学史和文论教学的知识容量，更新了这些文论教程的知识结构。 一 新俄罗斯复兴以来，俄罗斯文论界和文学教学界的文化学研究十分盛行，对传统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冲击非常明显。俄罗斯复兴不仅正值20世纪末，而且时逢公元第二个千年终结。辞旧迎新，远眺未来，反思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进程正成为今天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学界时尚的话题之一。有关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和文化学的专著文集大量出版，其中较为流行的有俄联邦科学院斯拉夫和巴尔干研究所主编的《文化史与诗学》，著名美学家卡冈和别洛夫主编的《文化哲学——形成与发展》，俄罗斯文化学泰斗俄联邦科学院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的《解读俄罗斯》（一译《沉思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诗学：笑作为世界观》，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博土格奥尔基耶娃的《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性》，哲学博士康达科夫的《俄罗斯文化》，罗津的《文化学》，奥夫钦尼科夫的《俄罗斯文化中天才现象》，叶辛的《文化学导论》，伊奥诺夫的《俄罗斯文明》等。这些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论著或者对俄罗斯文明重新阐释，或者梳理苏联时代以前传统的文化史观念。这些研究成果对新俄国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在后苏联时代，新俄罗斯文艺学继续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文化诗学走向，即走出延续70余年的社会学文艺学方法居主导地位的传统，尽可能地与欧美文论发展趋势接轨。一方面文艺学研究领域大量引进欧美当代新潮文艺理论，深入研究，展开对话。如新近出版的《文艺学引论》、《文学原理》等文艺理论专著与教材都力求突出20世纪世界文论特别是欧美文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俄罗斯主流文论刊物如《文学问题》、《新文学评论》等期刊都将欧美文论的新思潮、新流派的评介和研讨置于重要和显著的地位，对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论进行了俄国式的解析。以介评西方文艺学最新趋向的《当代国外文艺百科辞书·西欧美国卷》多次修订再版。另一方面，继续发掘俄罗斯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精髓。白银时代的文论研究更加深化，从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汲取理论养分，刻意突出俄罗斯文论经典大师维谢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普罗普、洛特曼、利哈乔夫等人的诗学观念及其对世界文艺理论和文化学的影响与贡献。与此同时，文艺学界对苏联时代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回溯也在继续深入，情绪化的批评和评价逐渐被冷静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所取代。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与现代文论的诸种方法在同一研究课题上并不相互排斥。 二 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和俄罗斯一流高等学府联合编撰的《文艺学引论文学作品：基本的概念和术语》（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突破了原有文论的写作和阐释模式。本书虽然以“引论”为主旨，但是并未沿用过去苏联时代几十年一贯的表述和阐释方法，即从文学的本质论到创作论，从作品论再到批评赏析论的旧模式，而是采用详尽细化的术语解析体例，把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最基本的概念和术语以“关键词”阐释的形式推介给读者。这部大型的《文艺学引论》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吸收了20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诗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并结合世界文学的经典名著加以阐释。这部文艺学教材的宗旨在于让读者能够尽快地实用地掌握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从而获得在文艺学领域进行同一语境对话的能力。与传统的文论相比，这部专著虽然从作品的视角阐释和讲解文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同时在相当广泛的程度上也涉及了文学本体和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基本层面，如“创作原型”、“创作动机”、“作者”、“接受者”、“作品归属”、“文本”与“版本学”，甚至还包括“艺术翻译”等新颖的重要概念。文论范畴中引入了巴赫金文化诗学的重要概念——“对话与独白”。“对话与独白”被视为语言学（包括文艺学）的“支柱”概念[2]。显然，当代俄罗斯文艺理论对“对话”或“独白”的解释已经不再局限于小说或戏剧的纯体裁意义上的阐释，而是已经具有文化哲学和文化诗学的意义。《引论》在阐释这些概念的时候，还引证了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到安德烈·别雷的创作观念。这部文艺学专著资料十分翔实，观念时新，视角独特，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俄罗斯当今文艺理论的新气象。相比较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更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莫斯科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出了一种《文学原理》，其作者是苏联著名文艺学流派之一波斯别洛夫学派的后继者、莫斯科大学教授哈里捷夫。哈里捷夫教授是苏联著名文论家波斯别洛夫的高足。这本《文学原理》是现今俄罗斯高校文艺理论教学通行的文论教材之一。哈里捷夫就将文学文本纳入文化学和符号学的研究平台上加以解读阐释。哈里捷夫的“文本”概念阐释走的也是文化诗学的路径。他从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和后现代语境四个层面解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文本的多重本质，而艺术作为认识活动也得到了“模仿论”、“象征化理论”和“典型论”的三维理解。哈里捷夫将“艺术形象”与“符号”结合在一起阐释。他引述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洛特曼将符号放置在文化学的中心，“符号”概念虽然没有取消“形象”概念关于“形象性”的传统观念，但是将“形象”概念放置于十分广阔的意义语境里面。哈里捷夫的《文学理论》基本认同了洛特曼的文化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