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学的建构论与本质论问题的讨论］ 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论，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相比，确实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简单地说今天已经是“各种文学观杂陈”，相映着我们这个同样文化观念杂乱的时代，这多少证明了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的看法。正如魏晋文学有“文的自觉”、明清文学有“心的自觉”一样，由时代变化产生的文学变化从来就是文学的常态而没有停止过。我们之所以没有把古代文学的发展变化称之为“文学现代化”，主要的理由就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吸收的是“异域文化”的东西并产生了巨大的文化震荡。所以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从一开始就使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踏上了一条或“被传统文学的思维方式决定”寻找民族优越感、或“被西方文化决定的文学理解”寻找现代化的歧途。这一歧途表现在：在“中国文学的现代生存性质”上，我们依然在延续文学的“承载”性而没有“尊重承载又不限于承载”的观念突破，在“中国文学文学性的思维方式”上，我们至今受制于西方的“本质思维”或“反本质思维”，而没能从中国文化出发发现自己的文学性思路，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本体”上，我们依然徘徊在“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之间，不能根据文学作品之间的文学价值差异问题突破“意识形态思维”……因此我认为，“中国式现代文学理解”还未完成，“中国式现代文学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旨在针对这种“理解”和“范式”产生的“反本质理解”、“后现代转换”的问题。换句话说，近年兴起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在中国所做的，除了可能纠正“权力”对某种文学观“中心化”干预带来的“本质化”①问题以外，很可能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效果——用“反本质主义”对待本来就有问题的“中国各种现代文学观”，在负面功能上，很可能会使不少学者因“回避本质理解”放弃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理解”之努力。 一、文学：从“承载性”走向“穿越性” 我首先想说明一点的是，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现代文学观，其中最具有现代性的，多数是从文学的“表现内容”上来展示和中国传统文学观之区别的，而没有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独创经验”来突破传统“文以载道”这种“文学的工具化生存性质”。如果只是所载之“道”发生变化，而“载”的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存性质就不可能完成现代转化，中国式现代文学理解也就不可能落在实处。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不可能因为说现代人的话、穿现代服装、享用现代生活用品就成为现代人，如果他不懂得尊重这个世界，不懂得在中国语境下去如何创造自我，他自然也就不能说是“中国现代人”。 以“文学生命说”和“文学是人学说”这两个最为代表性的文学观为例。“生命”和“人学”明显是以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为依托的，五四新文学的“新”在于表现这些异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之内容、人性之内容，或以此为尺度去看待中国问题，郁达夫式的“苦闷”是中西生命观冲突后的典型体现，而周作人针对《水浒》做出的“非人文学”之判断，依据的也是西方人道主义观念，更有“山林文学”、“鬼神文学”、“贵族文学”被新文化运动列为淘汰之列，依据的也是西方的生命观和人文观。于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就产生了：宣传西方人的观念的文学似乎是“现代的文学”，但是不是就是“深刻和丰富的现代文学”从而超越传统文学之“教化”呢？现代中国文学究竟需要突破传统“教化”之窠臼，还是重新用西方观念来进行“教化”？文学是表现现代人的生命状态，还是自身要像有生命状态的现代人那样生存？这些都是关系到“文学生存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文学表现内容”和“文学用什么来表现”的重大问题。比如，巴金的《家》的主旨可以视为西方个性解放的中国翻版，但获得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化的，在国内是影响了更多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但这样的影响显然主要不是文学自身的影响，倒是鲁迅的《伤逝》和《在酒楼上》这些对启蒙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反而因为内容更深刻更丰富而产生影响东亚各国的艺术效果——这同样也是与新文化运动没有多少关系的张爱玲更富有个体艺术魅力之所在，当然同样也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这些日本优秀作家不能用西方的现代文化内容去概括的原因。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文学“装载什么”是一件与“文学本体”、“文学性”、“文学魅力”基本无关的事情，而“文学本体”或“文学性”则要求对任何“装载的内容”持怀疑、模糊其观念化内容的“穿越性使命”，如此才能突破文学从属于观念化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生存性质”。换句话说，文学表现现代生命内容和人道主义内容，可以作为“文化的现代化”要求去干预文学，但却不能作为我们对文学性质上的“现代理解”去对待，所以“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应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习惯“文学从属于文化要求”的中国，一直没有被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工作者充分注意。如果说，中国文学有一个现代化的使命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现代化大致理解为“生命意识的觉醒”、“个体自由的展现”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从周作人到梁实秋等一批学人的一个共同局限，皆在于把这个“现代化”理解为“表现人生命状态的文学”，而没有考虑到“文学如何像现代人那样生存”这一更关键的“文学本体”问题。结果，中国新文学虽然承载西方现代人文观念和生命观念，虽然受启发于西方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学形式，但文学的生存性质基本上还是“文以载道”延续，并直接造成后来的“文学为抗战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等工具性文学现象，从而暴露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文学现代化”问题上思考的肤浅性。而像鲁迅那样同时批判和怀疑中西方现成的文化观念的实践，倒使鲁迅有可能突破“载道”的束缚，守住文学“模糊任何意识形态”之本体。更重要的是，鲁迅没有采取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超越社会化内容”来寻求文学的独立，虽然赞赏过尼采和施蒂纳，但终于没有完全采取尼采和施蒂纳颠覆破坏一切传统价值的“超人精神”、“自我扩张”，这就使得鲁迅通过“既怀疑西方离家出走的个性解放”，“也怀疑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这种“双重批判”，将自己放逐到“中国的新人是什么”的“体验性拷问世界”中去了。这种拷问的文学意义在于：在中国，“反叛一个压抑个性的家庭”只不过是“又进入另一个压抑个性的家庭”而已，因为家庭内外在中国构不成根本区别，正如中国个体之间因为理解世界大致相同而从未形成根本区别一样；同时，因为中国吃人的文化竟然让许多人快乐，那么不吃人的人是怎样的“中国人”呢——这才是一个唤起读者的体验性拷问的文学意味世界。以此类推，如果文学本体建立在作家自己的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上，写山林文学、写鬼神文学，照样可以写出鲁迅《铸剑》、《采薇》这样的“故事新编”，它们何尝不能成为“现代的优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