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后来的人在审视、评价他们的先辈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自负而优越的感觉，他们甚至会鄙夷、蔑视地谈论着前人的愚盲迟钝和冥顽不化。他们像看异类一样看自己的先辈，目光里满是疑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这些老前辈怎么会犯如此幼稚的错误，怎么会讲出如此可笑的话来。其实，嘲笑容易做，而理解是艰难的。因此，后人在评价前人时更可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应是简单地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态度，而是应该抱以理解的态度，更多地考察他们之所以如此说和如此做的原因及现实合理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同情，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充满人性温暖的科学主义态度。但是，摩罗先生的《当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一文（见《文艺争鸣》，2001年第三期），则乖离世道，立论忮苛而随意，缺乏对前人的宽容和同情，因此我不揣谫陋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有道君子云尔。 摩罗先生一开始就很简单地认可了张景超先生《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后半个世纪“活跃在中国知识界的著名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接下来被“列举”的，乃是“五六十址年代驰名于文坛的几乎所有著名批评家”。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知识分子呢？张景超先生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人中除黄药眠等四人外，其他全都不是“真正大学本科毕业”的。而摩罗先生则据此说，“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他们大多数人与现代文化缺乏缘份”，这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这样的立论和结论，都是经不住推敲的。“知识分子”固然大多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但人吸纳“知识”而成为“分子”的路径其实是很多的，如果凭是否接受过四年完整的大学教育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知识分子，那么，鲁迅和陈寅恪似乎就不合乎标准，因为这两个人似乎都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事实上，这些被认为“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虽然说不上人人握灵蛇之珠，但大都是不容小觑的人物，他们中间有的是作家、诗人、哲学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因此，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是说不过去的。而推究摩罗先生拒绝认可这些人为“知识分子”的深层原因，是这些人“对于现代文化中所蕴含的平等观念、民主作风、人权理念、自由精神、独立意志等等缺乏了解和认同”。这实在是不应该有的诬枉之论。因为，稍微对这些人的早年经历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大多都是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者，为生民立命的人道主义者，以及舍我其谁的行动主义者。他们冒着杀头的风险投身革命，投身到反抗黑暗的斗争中，因此，恐怕就不能说他们没有“自由精神”、“人权理念”和“独立意志”的吧？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青春理想和燃情岁月，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生活历程和历史功绩，而不能以他们在异态的生活情境中的言行为由，来笼统地否定他们的一切。我们迟早也会成为历史，成为被后人审视和品评的对象。难道我们敢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无可指责的吗？如果我们的后人也以我们的“一眚”而掩我们的“大德”，我们能不为之心寒齿冷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啊，可不慎之乎？我们要提醒自己，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历史的同情与价值的评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关联，一定要避免用我们的标准来苛责前人。 摩罗先生这篇文章方法论上的致命问题，就在于因为缺乏“历史的同情”，失去了对研究对象的个体差异性和内在丰富性的关注，多以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的独断语式指陈、评判复杂的对象世界。在他的笔下，频繁出现诸如“这一代人”、“一个个都……”、“整整一代人都如此”、“大多属于……”以及第三人称的复数形式“他们”等句式和字样。这种一语道断的陈述方式是可怕的，因为，它不是一种体现理性的宽容精神的文体风格。如果说“他们”的“教育背景”使“他们”未能成为“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作为具有“平等观念和民主风范”的“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宽容、平和、冷静，应该更加富有科学的精神和分析的态度，否则，我们必然会被后来的弑父者斥为“非知识分子”，因为，按照完美的标准，我们该做而没做的依然很多，我们的语言远远大于我们的行动：我们是对历史和现实不满的一代，但却也是缺乏行动的信心、勇气和力量的一代，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我们所斥责的前辈们之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