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8）06-0064-（08）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空间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伴随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时间和历史这些困扰现代人的概念开始受到后现代空间概念的挑战，于是有人根据有关迹象和研究现状，宣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① 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20世纪末叶，学界多多少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最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学者们开始刮目相看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1](P19)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讨论主要还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可事实上，“‘空间问题’自现代一开始就存在”，“早期现代世界是同空间感和空间概念中的革命一同诞生的，是同哥白尼转向一同诞生的。”[2](P256)只是，由于“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3](P15)所以现代世界看重时间，与此相关的现代性理论亦着重探讨时间和历史。众所周知，时间总是有先后并在序列中展开。“以序列方式展开的叙事所反映出的固定格式，易使读者以历史的方式思维，如此这般，若要将文本看作一幅地图——通过空间逻辑而不是时间逻辑扭结在一起的具有诸种同存性（simultaneity）关系和同存性意义的地理，那是十分困难的。”[3](P1)与此相适应的叙事文本（如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亦注重时间、序列和线性叙事。 上述忽视空间、看重时间的情况，多半发生在19世纪。进入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情况有变。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谈到的：“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累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19世纪把它本质神话的根源，建立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上。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或许我们可以说：特定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动了当前时间之虔诚继承者与被空间决定之居民的两极化对峙。”[4](P8)在对19世纪和“当今的时代”进行了一番对比之后，福柯指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4](P20)除了指出上述空间性问题的凸显以及空间化的趋势之外，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一文中，还着重探讨了空间中的“异托邦”（或译做“异位”或“差异地点”）问题。总之，“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3](P1) 不只是一个福柯，很多目光犀利的理论家其实都看到了20世纪中叶以来空间问题的凸显。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从现象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家屋”等空间意象进行了场所分析和原型分析。巴什拉认为，家屋、阁楼、地窖、抽屉、匣盒、橱柜、介壳、窝巢、角落等，都属于一系列空间方面的原型意象，它们都具有某种私密感、浩瀚感、巨大感、内外感、圆整感。人类对于这些空间意象的感悟或接受有大体类似的模式，但也存在个体面貌殊异的心灵反应。这种心灵反应归结于“住居空间作用之实感”中，而实体的房舍、家具与空间使用的需求，反而要在这些心灵反应的脉络下，经过巴什拉所谓的“场所分析”，才会显现其现实意义的来源。譬如，当我们在阅读中体验到家屋的正面意象时，我们大多数人会将想像联结到童年时自己诞生的家屋，并体验到生活在其中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宁静感。这一点，犹如墨西哥诗人帕斯所谈到的：只要他知道有世界大战以前存在的童年时光，整个世界和宇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完整的家。这种体验，就像是在一个圆实的原初窝巢里，体验到对世界的原初信赖感，这种信赖感，让蒙昧无知的小孩也会产生一种对于整个宇宙完全信赖的冲动。当然，对于家屋，我们也不是没有负面、暴力、恐怖与不信任的感受，但家屋意象之为家屋意象，其原初感受不可能不建立在一种“受庇护”或“渴望在其中受庇护”的私密的心理反应上。我们在家屋的地窖、阴暗角落中所经常体会到的恐怖，童年时对家屋附近的公共厕所在阴雨、天黑时分所感受到的畏惧，其实是一种对于黑暗、密谋、暴力或威胁的不信任感。小孩子对于这些空间的强烈畏惧，不一定跟个人过去的创伤性经验或记忆有关，而是跟一种恐怖的空间体验息息相关。[5]巴什拉所开辟的对空间原型的现象学分析道路，对后来者影响颇大，而且巴氏的分析偏重“诗学”方面，对文学理论尤其启示良多。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力图纠正传统的社会政治理论对空间的简单、错误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当今的许多社会空间往往充满矛盾性地相互重叠、彼此渗透。“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确实，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6](P8)在列斐伏尔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认为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7](P16)“社会空间并非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亦非众多产品中的一种……它是连续的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降格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6](P10)事实上，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生产“全球化空间”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差异性的压制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6](P10)除了论及社会空间之“生产性”问题，列斐伏尔还谈到了表达空间时的“符号性”问题。“各种表达空间的方式都包含着一切符号和含义、代码和知识，它们使得这些物质实践能被谈论和理解，无论是按照日常的常识，还是通过处理空间实践的学术上的学科（工程学、建筑学、地理学、统筹学、社会生态学一类学科）有时候神秘的专业术语。”[8](P275－276)而且，“表达各种空间是内心的创造（代码、符号、‘空间话语’、乌托邦计划、想像的景色，甚至物质构造，如象征性空间、特别建造的环境、绘画、博物馆及类似的东西），它们为空间实践想像出了各种新的意义或者可能性。”[8](P276)应该承认，列斐伏尔对于社会空间的“生产性”以及表达空间时的“符号性”的理论洞见，给了许多思想家无穷的启示，开拓了他们的理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