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文论是历史的产物，单纯注释和考证以及纯粹的逻辑判断与推演，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单纯的注释和考证，当然是需要的，但只停留在解决材料的真实性问题，不能揭示整体理论的真义和价值；纯粹的逻辑判断与推演也需要，可只能得到表面的零碎的东西，而且有可能失去历史原貌，面对同一个古文论命题而各说各话，追寻不到本真的意义。研究古文论的目的，一方面是尽量还原真义，看我们的古人究竟说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命题，作出了怎样的回答，这就不能不把理论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另一方面是要在还原真义的基础上焕发新义，看古典的文论在今天还可以作出何种解释，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对于建设现代的文学理论还有什么助益，这就不能不对理论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 一、获取真义——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 （一）历史主义的方法在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不可缺失 以历史文化的眼光来关注研究的对象，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是古代文论研究中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我们不能把中华古代文论孤立起来研究，因为它是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的产物。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暂时物”（马克思语），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成长和衰落的。中华古代文论作为一种理论，也是“历史的暂时物”，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那么，我们研究古代文论的各种问题就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关联”、“文化的关联”和“社会的关联”。恩格斯曾经称赞过黑格尔的“伟大的历史感”，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认为他“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地、即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的”。① 恩格斯的观点表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历史优先”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基本方法。只有把研究的问题放置于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充分揭示研究对象的真义。 （二）“历史背景”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区别 以前的文艺社会学批评，也提出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但这种“历史背景”的描述与我们提倡的“历史文化语境”考察是不同的。“历史背景”只是对象的朝代、时期、特定历史概况、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等的描述，往往没有与特定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考察，不明白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命题、概念和理论究竟是针对什么情况而发的，没有完全“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而且只考虑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等“外部”的情境，这样也就很难揭示这些文论的真相与真义。真正的“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不但要掌握文论所产生的朝代、时期、时代、政治状况、经济生活等，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到文论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充分揭示文论命题的提出与某个历史时代的联系，充分揭示是怎样的时代文化导致这些文论命题的产生，充分揭示文论作者的种种生活经历与这个时代文化的历史联系，充分揭示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历史关联，这就进入到了文学、文论本身的“内部”情境。“语境”不同于“背景”，它既指大的历史文化“外部”背景，又指具体的历史文化氛围，更指导致某种文论产生与流行的个人的、文化的、时代的具体原因，特别重要的是它与历史走势的“内部”规律性的联系。“历史关联性”是其核心，某种文论的产生与流行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必然指向某种文学发展或文论发展中的问题，并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情况具体地真实地揭示出来，就具有了“历史的关联性”，就可以说进入了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 （三）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困难之点 对“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的确不是容易的。困难不在细读文论文本所蕴含的大致的意义，困难在于今人如何进入古人的历史文化语境？真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史书文本和某些出土文物。文物诚然能够给我们一些直观的印象，提供我们去想象历史的现场，但也仅仅是想象而已。史书文本，例如《尚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策》、包括了《史记》《汉书》的“二十四史”，还有《资治通鉴》等，都出自史官之笔，但这些史官并没有亲临历史现场，也没有与他所写的历史人物交往，更没有参与历史事件，对处在历史边沿的文论家的身世或根本没有着墨，即或着墨也寥寥数语，很难提供具体的情境，更难揭示文论与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些史书往往让人看不出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看得清楚的是不得不用虚构来拼凑出的完整故事，这怎能让我们返回历史现场，获得历史真相，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呢？说到底，这些史书只是构建出来的一些文本而已，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人都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还有，写史书的史官都是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可能作出自己的评价，或美化，或丑化，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们作为读者究竟相信谁的评价更可靠呢？我们该相信谁呢？谁提供的“历史”更接近真实呢？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华古代文论的时候，力图进入历史文化语境所遇到的困难。 （四）进入“历史文化语境”的关键 既然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获得本真的历史真实，那么我们要进入某个文论家提出某个文论命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就只能走建构历史文化语境这条路了。如何重建某个文论家或文论命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呢？重建的关键在哪里呢？“重建”的意思是根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见的历史成案，将历史资料的砖瓦进行重新的组合和构建，根据历史精神，整理出具有规律性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样一来，“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关键在于“发现”。应该看到，历史文本不可能完全揭示历史真相。历史的真相是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原始状态。它是存在过的，是“有”，但人物与事件的状态，既千变万化，又稍纵即逝。它的原始性、复杂性、偶然性、暂时性等，常常是无法把握的。就是亲历现场的人，虽然亲睹亲闻，也很难完全把握。这样，那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始性、复杂性、偶然性、暂时性和混沌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就可能从“有”转到“无”。所谓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就是要重新从“无”中发现“有”。从原始性中发现现时性，从复杂性中发现一致性，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从暂时性中发现规律性。所以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并不是拼凑陈旧的琐碎的历史故事和趣事，重要的是发现历史发展或转型的规律，其中也包括大规律中的小规律。恩格斯谈到如何把握历史的时候说：“整个说来，在历史现象领域内同样也是偶然性支配着。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的规律的。全部问题就在发现这种规律。”② 恩格斯对于历史的这种理解，正是我们所讲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核心。“历史文化语境”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发现历史的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