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古罗马作家瓦罗，中经尼采，一直到现代众多著名思想家，诸如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德勒兹，南希与阿甘本等都曾不约而同地讨论过姿态(Gesture)。此外，我们还发现姿态在西方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历史中，不仅没有中断过，而且“已经发挥了微妙的作用”。①但由于西方经典文学理论主导的文学批评传统使得像姿态这种有别于美学主流批评理论的范式长期遭受遮蔽而得不到显明。然而，随着当今世界迅速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模式和科学技术在思想领域的巨大变革作用，它促使人们重新面对和思索在“理论潮汐”中的存在、价值与身份等一些重要的关乎到人类思想格局与走向的重大问题。就文学理论而言，这突出地表现为从“宏大叙事”(即所谓“大理论”)向“无名叙事”(即“小理论”)转向的“后理论”(after theory/post theory)运动。随着这股重新审视“何谓理论”思潮运动的持续发酵和纵深发展，姿态批评逐渐在其中凸显出自身的理论价值，并开始慢慢走向前台。 一、理论之后的批评理论 “后理论”，或者说“理论之后”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以及被热议，有着双重的原因。其中，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的解构主义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想的持续波及所致。当然，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伊格尔顿。他的《理论之后》一书几乎堪称国内“后理论”批评研究的“圣经”。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恐怕与中国文学理论自“五四”以来就愈演愈烈的“民族建构主义”情结不无关系。两方面力量的叠加使得“后理论”话题迅速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它的直接引爆点要数伊格尔顿提出的“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②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紧接着便以略带沉重、忧伤而又不可回转地语气，一口气罗列出：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福柯、伊利格瑞、布尔迪厄、哈贝马斯、詹姆逊和萨义德等十几位思想巨擘，说其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无疾而终，要么“离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伊格尔顿是在告诫我们必须接受并面对一个大师及其理论远去、“不复返”的新时代。这不能说伊格尔顿没有提出“新见”，或者是故意耸人听闻。因为，人们早已熟知并接受了这么一个现实：那就是，自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命题，尼采发出“上帝已死”的“讣告”以后，“死亡的幽灵”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人文社会界，人们热衷于对外宣称名目繁多的学科“终结论”、思想“死亡说”。单就文学而言，至少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西方的文学理论界——尤其是德法理论界就早已开始了对文学“可靠性”的普遍质疑了。这样一来，如何正确理解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而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在寻求民族批评的“根性”，构建本土批评范式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迫切而又缺乏将理论置入现实的基本耐性。所以，当我们回顾百余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历程时会很明显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潮汐现象”。简言之，理论的潮水来临时，人们蜂拥而至；潮水退去时，只留下茫茫的平整沙滩，几乎无物存在。这也体现在目前文学理论界的“后理论”研究上。比如，谈论“后理论主义”的多，关注“后理论”“问题”的少；对有没有进入“后理论时代”，或当下批评是不是“后理论”批评关注的多，对“后理论”所涵盖的批评范式关注的少；对“后理论”的理论起源研究的多，对“后理论”的现实本质研究的少。但当追问“后理论”研究的成果时，又难掩落寞之情。当然，这或许有着文学理论界以外的更大的深层次原因。可是如果不是保持着来自现实与实践的理论品格的话，恐怕“后理论”也势必会像那些昙花一现的种种“某某转向/转换”研究、“某某化”研究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潮”一样成为过眼云烟。这样，文学理论界的“集体焦虑”不仅没有得到缓解，恐怕势必会越积越深。 这就有必要折返回来再次讨论对于“后理论”时代到来的认识问题。首先，“理论终结”或“理论之后”论域中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指涉。即指20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盛行于欧美并播撒世界各地的后现代理论。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实质上表达了一些理论家对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质疑和不满，并以此宣告其进入终结阶段。这意味着，“理论之后”乃是“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理论之后”。其次，“理论之后”所标定的乃是一种“大理论”向“小理论”的让渡，是理论大举向生活进发并努力将自身塑造为阐释人类行为合法理由的根据，是理论决计要冲破那令人窒息的宏大体系、贵族式品味和冷峻面孔，并义无反顾地去探索新空间、新话题的政治运动。倘以此观之，后理论研究者们所念念不忘的70年代左右法国结构主义大师们的陨落相较于他们生前对文学本质所做的种种探讨对文学“后理论”的影响恐怕要小的多。简言之，至少在30年代众多的法国理论家们就早已在今天学界所热议的“后理论”的意义上讨论文学了。对此，只要略微翻阅新近编辑出版的《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③，看看现代法国理论家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图景，就无需赘述了。最后，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的黄金时期”的产生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比如，“西方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解放、反战和反核运动、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环保主义等等激进思潮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它们不可能不对处于这些语境中的理论家们产生深刻的影响”；④而后理论时代同样有着广泛且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态恶化、基因突变、医学伦理、权力渗透、殖民离散、动物伦理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无不凸显出比上个世纪更为严峻而尖锐的人类生存现实。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后理论时代”将会诞生出更多、更复杂的理论新形态和新范式。这样，“后理论时代”其实所迈进的是一个理论更加繁荣的新时代。但是，鉴于中国文论走过的坎坷历程，我们坚信“后理论”研究的出路一定是在基于现实的基础理论研究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