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的日神精神

      各个民族的艺术，是各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关于艺术的文化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文化精神分为两类，一是日神精神，二是酒神精神。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9—1948)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将她经过调查的两个民族称作日神型民族和酒神型民族。一般来说，日神型民族的文化性格比较强调礼仪、秩序、中和、适度，个性淹没在社会之中。酒神型民族的文化性格刚好相反，比较偏激、狂热、傲慢、暴躁，张扬个性，不拘礼法。

      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因素，地域、气候、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无不都有一定关系。古代的华夏民族地处东亚、气候温和，土质肥沃，基本上属于农耕民族，民族性格基本上属于日神型，其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日神型的。

      日神崇拜和日神精神，在原始社会已见端倪，到夏商两代基本定型，尤其到了殷商王朝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典型，以后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在艺术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一、日神崇拜和日神精神的历史发展

      我国原始社会的艺术，有实物可考的，较多体现在彩陶上。陶器文饰不仅是原始社会人们出于审美需要的一种装饰物，更重要的它体现了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精神。一般来说，它们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

      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在仰韶文化期间，半坡彩陶的几何形花纹由鱼纹变化而来，庙底形彩陶的几何形花纹由鸟变而来；前者呈直线，后者为曲线。它们分别属于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分别属于鸟和蛙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1]由半坡到庙底，由庙底到马家窑，彩陶图形基本上不出鸟、鱼、蛙三种类型。而这三种类型又分属日神崇拜（鸟）和水神崇拜（鱼、蛙）两大文化母题。阳光和雨水，是农作物成长最基本的需要。因而这两大文化母题，也是农耕民族的文化产物。

      有的学者认为，“鸟纹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马家窑期即已开始旋涡纹化。而半山期旋涡纹和马厂期的大圆圈纹，形象模拟太阳，可称之谓拟日纹”[2]。鸟纹为何会变成旋涡化，进而变为太阳。这是由于当时上古先民认为鸟是从日中飞来的，它们是太阳的化身或使者，“日中踆乌”盖由此而来。另外，鸟是飞动的，而旋转是一种高度的动态，鸟羽的旋转就成了一个圆形的太阳。这种变化，我们从图1A（鸟羽已有动态，但未旋转）到图1B（鸟羽已快速旋转，成了圆圈）的变化中，就可知道。有的旋纹彩陶的圆圈中还有一个十字，如甘肃榆中县出土的内彩旋纹彩陶盆就是这样。十字是太阳的光线，象征太阳，国外叫戈麦丁(Gammadion)图案，这种图案有……等数种。前者十字图案还未转动，后二者已转动起来。这与上述化鸟羽为日圆是一个道理。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认为，“在北美印第安人装饰艺术中时常出现的多种十字形，都不过是象征性的太阳画而已。”[3]（见图9）这在中国原始艺术中是同样的道理。类似这样的戈麦丁图案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不断出现，在岩画、卜辞、铜镜等中也时有发现。这是一种日神崇拜形式。后来代表太阳的鸟，就经常以凤来体现。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骨器上的双鸟纹（见图2），四只鸟头已出现凤冠，这也许是凤鸟最初的艺术形象。图中双鸟各拥一轮太阳，更可说明凤鸟和太阳的关系。《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这种赤如丹火的神鸟，就是凤凰。华夏先民的思维，往往将红色的火与太阳或凤凰相连。因为“一切火的崇拜都起源于太阳崇拜。”[4]

      

      图1A：对鸟纹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类型（距今4800年左右），甘肃天水市杨家坪出土。腹部绘两组展翅相向的鸟纹。（严钟义、赵广田摄）

      

      图1B：旋纹尖底彩陶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类型（距今4800年左右），甘肃陇西县吕家坪出土。 （王露摄）

      

      图2：新石器时期河姆渡文化骨器上的双鸟纹。采自濮安国《中国凤纹图集》第24页。

      至于鱼，后来就逐渐衍变为龙。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龙由蛇变化而来，这可备为一说。我认为，龙可能从鱼演变而来。新石器时代石岭下类型的两尊鲵鱼形彩陶瓶上的鱼身、蛙足、人头的形象，就很像龙，把他们看作龙的雏形，未尝不可。后来晋朝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在龙舟左右的双龙，也是龙头鲤鱼身。民间传说“鲤鱼跳龙门”也透露出鱼向龙变化的信息。金代的龙头、鱼身、展翼的《鱼龙纹铜镜》，未必就是按照“印度的巨鱼摩竭纹演化的”[5]，因为我国上古时代就有这种鱼龙演化的文化基因，这与顾恺之《洛神赋》中所画的龙头鱼身的双龙造型几乎一样。

      象征日神的凤和象征水神的龙，后来成了几千年来中华艺术的主体。凤是阳性，龙是阴性。因而上古三代，凤更占主导地位，只是到了汉代，传出刘邦是刘母在“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与龙交配而生（《史记·高祖本纪》），于是一些皇帝开始以“真龙天子”自命。然而即使在汉代，龙的形象也不占主导地位，四川多处汉代画像均把凤放在阙门正中，即是一例。直到唐代，皇帝才明显地以真龙自居，开始穿起“龙袍”来，而皇后、妃子们就以“凤冠霞披”装扮自己。自此以后，龙凤易位、阴阳倒置了一千年。

      为了便于说明日神、水神两大文化母题的衍变概貌，所以往下勾勒了龙凤阴阳易位的历史脉络。现在行文还要回到上古时代。

      上古五帝均与太阳有关。大昊（即太皞、伏羲）、炎帝、黄帝、少昊（即少皞、帝俊）、颛顼（高阳），仅从五位帝名的字义来看，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他们都和太阳有关。这是日神的崇拜形式。如“昊”，即天上之日。“炎”、“黄”都与日光有关。根据神话传说和史料记载，五帝中至少有四帝是太阳神。“炎帝者，太阳也。”[6]相传伏羲（大昊）和女娲结为夫妇，繁殖了华夏民族的后代。汉代画像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的连身像，其中伏羲手举太阳，太阳中有一只金乌（见图3），说明伏羲（大昊）也是太阳神。少昊（帝俊）也有与太阳有关的神话传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7]能生十日者，当然也是太阳神了。至于颛顼，即屈原《离骚》“余高阳之苗裔兮”的高阳，也是太阳神。剩下的仅黄帝一位，从古文字考察，“黄”系太阳之光色。古代“黄”与“光”同音互义。《说文》“黄”字释：“黄，……苂（呼光切）声。苂，古文光。”也许黄帝也是太阳神，至少与太阳有关，因为他是发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