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胚胎和诞生地。以此为起点,20世纪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条路线从属于政治,在革命的风暴中曲折发展;另一条路线则脱离政治实践,转向文艺学、美学自身的研究。前者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后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面对时代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我们必须汲取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使其在发展中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人类世界正处在历史的交接点。新世纪的门槛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在这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它的命运如何?这是每一个人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可迴避的课题。由于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和美学观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个半世纪以来,始终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信仰和诋毁的两种见解和态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这种对立局面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复杂。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这种世界文艺学发展史上出现的复杂现象,回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问题,这需要立志于文艺科学的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诞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其真正的发祥地。 第一,《手稿》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开端,从而为美学、文艺学找到了真正的科学理论基础。它明确指出,历史的全部活动,都可以在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中找到其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活运动的感性表现,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规律的支配。”〔1〕人类的社会意识、思想观点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抽象和概括。 第二,《手稿》初步表述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解答了长期围绕着人们头脑的“历史之谜”。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他具体分析了劳动异化和扬弃的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被扬弃而走向共产主义的结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2〕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 才能使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获得彻底解放,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三,《手稿》在解答“历史之谜”的同时,又为解答“美学之谜”,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和全新的思路。马克思全面发挥、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中已提出了的实践观点,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中心,深刻地论述了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揭示了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命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大厦铸造了宏伟、坚固、绚丽多姿的“拱顶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手稿》在世界文艺学史、美学史上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四,《手稿》通过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论述,通过对异化劳动和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论述,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初步探讨了艺术哲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人的类特征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在劳动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中,社会生产人,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就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异化劳动的结果,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如此等等,这一切有关的论述,都给文艺科学的研究以重大的启示。 《手稿》虽然还不是马克思的成熟的著作,仍留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痕迹,但它以其丰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成了后来出现的众多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学派的理论源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深化、系统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体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在《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理论,论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特点和规律,论述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分工、私有制、市场经济与文艺的发展,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形成,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与诗歌的敌对性等问题。1859年在同拉萨尔关于剧本《济金根》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拉萨尔所师承的黑格尔的悲剧观念,科学地阐明了悲剧冲突问题;总结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的艺术实践经验,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三融合”艺术理想,并对阅读、欣赏和批评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人物创造等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精湛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