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

      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于何时？它的内涵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们接受了文学起源于人类诞生之初的思想，也就不去追究文学观念何时发生，因为文学的活动不可能不同时伴有文学的观念；二是文学观念属于意识形态，它首先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然后才被记载下来，我们不可能起古人而问之，弄清楚中国文学观念的内涵究竟如何。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注：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已经成为历史的古人的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并不存在于现代人的主观意念中。今天我们要了解古人的活动和观念，只能借助古人所留下的活动符号和观念符号来判断，而不能按照今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推论。古人所留下的活动符号和观念符号，一般保存在历史文物和历史文献中，没有文物和文献做依据，关于古人行为活动和思想观念的论断，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只能是一种臆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基本事实是必要的。

      一、“文”的符号原义及其衍生

      存在于古人头脑里的文学观念只有被作为观念符号的文字记录下来，才能为后人所了解和认识。因此，探讨古人的文学观念必须从作为观念符号的文字入手。

      中国早期的文字甲骨文，在商代后期已经相当进步和成熟。不过就出土的甲骨文而言，尚未发现“文学”这一概念。因此，讨论商代以前的文学观念，从符号学角度来看，是没有客观依据的。甲骨文没有“文学”这一符号，表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还没有文学的观念。然而，这并不是说甲骨文丝毫没有反映文学观念潜滋暗长的文化信息。事实上，“文”与“学”这两个概念在甲骨文中不仅存在着，而且被普遍使用着，它们后来结合而成新的概念，蕴涵了新的社会文化信息，表达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观念。

      “文”，甲骨文作“”（一期，乙6820）、“”（三期， 甲2684）、“”（五期，甲3940）或“”（五期，合集36168）。据甲骨文专家的意见，“文”字“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纹身之纹为文”（注：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卷九，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甲骨卜辞中“文”字出现最多的是帝乙、帝辛时期，也即甲骨分类的第五期。“文”除了作为人名、地名使用外，常加饰在商先王名前，如“文武丁”之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武丁体格硕大，有令人羡慕的纹身，称文武丁符合他的身体特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在商代末期“文”已经成了一种美称，商王便用来美化其先祖了。按郭沫若《卜辞通纂》的意见，“文武丁”即“文丁”，则“文”仍为人名，并无美称之意。不过，尽管甲骨卜辞中将“文”直接“用作彣饰文采之意者皆所未见”（注：严一萍：《释文》，《中国文字》第三卷，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学研究室1961年编印。），但纹身除了宗教与禁忌之外，本来就含有人类对自己的装饰和美化的成分，因而作为纹身之象形的“文”也就自然蕴含有文饰文采的意义。

      “文”的符号意义在两周时期有了发展。《尚书》（不含伪古文，下同）28篇“文”字凡54见，其中指称文王的就有44例。如“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尚书·金滕》）、“以予小子，扬文、武烈”（《尚书·洛诰》）等等，说明“文”主要还是用来指人。不过，除了指人以外，“文”开始有了其他一些衍生意义。一是指文饰和文采，共2 例：“厥贡漆丝，厥筐织文”（《尚书·禹贡》）；“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尚书·顾命》）。一是指礼节仪文， 也有2例，均见于《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这里的“文”与祭祀之礼相联系，已经被抽象化并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涵义。周初统治者接受殷商灭亡的教训，“敬德保民”，治礼作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宗法政治制度，他们的后代认为这是“偃武修文”的一种德行，应该继承和发扬。《尚书·文侯之命》有云：“汝肇于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意思是要晋文侯从现在开始就效法文武之道，用文武之道来指导自己积德行善，追孝于以前的文德之人。这里，“文”已不再是对体格硕大的纹身之人的形象描摹，而是对有道德修养和德治仁政的人的赞美。两周彝器铭文有许多是对周人祖先德行政绩的颂扬，故“前文人”、“文考”之类数十见。从《金文编》辑录的“文”的交文错画之形来看，有些虽承袭了甲骨文描摹胸部纹身错画的形象，如“”等，但更多的却将这些纹身错画讹变为“心”之象形，如《旂鼎》的“”、《史喜鼎》的“”和《利鼎》的“

      ”，这正说明了“文”已从单纯的象形符号向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内涵的抽象符号转化。“前文人”、“文考”以及“文祖”（《尚书·禹贡》）等概念就是这种转化的衍生物。而《尚书·尧典》出现的1 例“文明”概念和《尚书·禹贡》出现的1例“文教”概念， 则可以断言它们不会是史前时期的思想，而只能是西周以后的思想。例如，《尚书·尧典》的“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认为包括这句话在内的28字在隋开皇年间（581—600年）尚未增入孔安国传本中，“今本二十八字当为（孔）颖达增入”，这便说明《尧典》是西周以来人们根据传闻记录整理并不断增饰而成的，正可证明我们上面关于“文明”概念发生时期的推断。至于《尚书·禹贡》所云“三百里揆文教”，则应在孔子提倡以文为教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