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63年，以《恶之花》而震惊西方文坛的波德莱尔，对现代性作了一个经典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注：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法国象征派的另一位大诗人兰波，也有一句标志现代性的名言：“必须是绝对的现代！”（注：引自Peter Burger,The Decline of Modernism,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如果说波德莱尔的界定强调了现代主义永无止境的革新和变化特征的话，那么，兰波的说法则强调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决心和立场。这是一个萦绕着现代主义百年历程中的历史回响。无怪乎英国作家康拉德反复强调“我是现代人，我宁愿作音乐家瓦格纳和雕塑家罗丹，……为了‘新’……必须忍受痛苦”（注：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以至于沃尔芙惊呼：“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本质一举改变了。”欧文·豪不无道理地说，这句夸张的话里有一种“吓人的裂隙，横在传统的过去和遭受震荡的现代之间。……历史的线索遭到了扭曲，也许已被折断了”（注：引自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5页。）。 现代主义和传统之间的断裂是显而易见的，它那不断创新冲动似乎就是要确定冲破传统的羁绊和镣铐。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现代主义作为文化现代性的产物来理解，是合乎逻辑的。反对传统就是“必须是绝对的现代”，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就是一举改变人类的古典意义上的“本质”。然而，现代主义令人费解之处，并不在于这种和传统的决裂态度，而是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现代主义转而反对现代性自身。如果我说现代性反对现代性，这个说法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但事实确乎如此。于是，我们的思路被引向一个难解的迷团：发源于并受惠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怎么会转过身来反对自己赖以存在的根基和根据呢？这岂不等于釜底抽薪吗？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一语中的：“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 ”（注：Zygmunt Ber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Polity,1991,p.10.） 现代性的张力：历史的描述 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立场不难理解，但现代主义的反现代立场似乎就不那么顺理成章了。至少需要更多地辨析。假如我们仍沿用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悖论表述，那么，一个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至少存在着两种现代性。这个问题正是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晚近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在后现代问题突现出来之后，现代性这个本来看似确定的现象如今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现代这个概念，从语义上说，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特指一个长时段。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现代是指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比如从政治上说，现代国家出现于13世纪；从文化上看，文艺复兴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但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更多地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鲍曼指出：“我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注： Zygmunt Ber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Polity,1991,p.4.）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奠基于启蒙运动。所以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启蒙精神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但是，正像西方现代历史自身所呈现的那样，现代性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历史进程，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里，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思路来分析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第一种方法是所谓的历时的方法，即把现代性视为一个有前后不同阶段并显出不同特征的历史过程。第二种方法则是共时的方法，即在逻辑的层面上来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从前一种历史（历时）的方法出发，我们把现代区分为前期现代性和后期现代性；从逻辑的方法出发，我们把现代性区分为社会的现代化（性）和文化的现代性。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种现代性处于一种对抗的紧张状态。而这恰恰就是现代主义艺术出现和存在的历史和逻辑的根据。 前期现代性也可以不那么严格地界定为启蒙的现代性。启蒙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打碎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理性和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的观念，成为一种信念。宗教—形而上学的统一让位于理性的统一，“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注：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1页。）。毫无疑问， 启蒙运动给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但启蒙以来的社会现代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现代性诞生伊始，在强烈的乐观主义冲动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对现代性反思和批判。卢梭是第一个使用现代性概念的西方哲学家，同时也是批判现代性的始作俑者。“我真不知道未来我们喜欢什么。”“我看到的尽是些幽灵，一旦我想抓住它们，这些幽灵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注：引自Marshall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into Air: The Experienceof Modemity.New York:Penguin,1988,p.18.）。这以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奥尔特加等一系列西方思想大师，都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一方面，早期现代性的发展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祗，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许多传统社会所没有的问题。马克思在指出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空前的阶级压迫；韦伯发现，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导致了理性化和官僚化，同时也造成了压制和平均一律。于是，随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的深入，一种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既爱又恨）便蔓延开来。进入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深刻思考。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的深刻反思而对现代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注：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启蒙的统一理想变成了不平等的压制，“启蒙精神都始终是赞同社会强迫手段的。被操纵的集体的统一性就在于否定每个人的意愿”（注：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数字成了启蒙的规则，数学方法成了思想上的仪式，也支配着资产阶级的法律和商品交换。“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一般的工具”（注：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与《启蒙的辩证法》相呼应，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也对启蒙以来的工具理性作了犀利的批判，“技术逻格斯被转化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注：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