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以后，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或论争，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直到现在这种讨论仍在进行之中，例如，陶东风教授最近在《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 期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长篇论文[1](P60—70)，再一次针对我及我的博士生们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思考。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有益的。陶东风教授文中所反映出的疑虑实际上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学者的疑虑和困惑，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可行？究竟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实际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为主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不少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认为这条路是不可行的。陶文也认为我所提出的由“杂语共生”而实现中西文论对话与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同样是基本行不通的。[1](P65) 由于陶东风等学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的看法会造成某种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本文意在进一步阐释我的观点，也算是对陶东风论文的建设性回应，并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论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失语症”的提出，应当说引起了学术界很大震动，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这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于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出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2](P111) 然而，尽管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也提出了不少看法，但似乎仍然解不开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怀疑情绪。原因在何处呢？我认为，就在于对“转换”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尚未真正认识到。究竟怎样“转换”，怎样“重建”，怎样“融汇中西”？我们需要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来。我认为，这条路径，不应当是闭门空想出来的，这个方法，不应当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而应当是在总结人类文化的总体规律，总结各国文化交流规律，总结各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 因此，我将目光转向文化史与文学、文论史。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曾有多个可以作我此文例证的文化现象，在这里，我仅举大家所熟知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为本文的例证。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若干次的中外文化“融汇”与文化“转换”和文化“重建”。例如，仅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文论就遭遇了两次大的异质文明的碰撞、交流融汇及转换和重建。其一是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汇，其二是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转换与禅宗的建立。 唐代的文学黄金时代，可以说就是一次文化“重建”，这个重建。不仅仅有南北文学的交流，更有东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汇，这个“西”，便是“西土”传来的印度文化。 佛教及印度文化的传入，其实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产生了激烈的文化碰撞的。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之时，便会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有学者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新思潮海陆并进，南北夹击，冲进中国。在北方，更有胡族的武力为之推波助澜，来势汹涌，一时出家修行的人，盈千累万。有些热心的信徒，为证道苦修起见，会长期绝食，毁伤肢体，甚至于绝食而死，或自焚而死。这种如痴如狂，违反人性的情形，几乎把中国社会都寺院化和印度化了。若任其继续推演，可以发生社会秩序凌乱，文化解体的危险。”[3](P68) 仅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当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并不亚于近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当时的统治者及知识分子，也分成“西化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斗争与论战。南朝梁武帝是一个典型的崇佛“西化派”，他曾大建寺院，大倡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同泰寺。反对佛教的“保守派”典型的是所谓“三武一宗”，“三武”即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帝，一宗即周世宗。他们轻则禁佛，重则大开杀戒，对佛教加以严厉的镇压。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西化”与“保守”之论争，展开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论战。著名哲学家范缜作《神灭论》，主张“形灭则神灭”，发表反对佛教和因果报应的言论，“此论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梁书·儒林传》）道士顾欢则作《三破论》，认为佛教“入国而破国，诳言说伪，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入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道，四有绝种之罪……”[4](P798—799) 针对顾欢的《三破论》，《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专门写了《灭惑论》，逐条反驳，论战激烈。顾欢还作《夷夏论》，指斥佛教是“洋教”，反对顾欢的人有当大官的司徒袁粲，他托名道人通公，首先反驳，一时间士人与和尚们，纷纷反击，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恰如唐代和尚神清所描述当时论战状况曰：“是以道则有《化胡经》、《夷夏》、《三破》、《十异》、《九谜》；释则有《灭惑》、《驳夷夏》、《破邪》、《辩正》，纷然陵驾，即悖而往，亦悖而复。”[4](P797) 这种论战，几可比拟“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论战。“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以致中国几乎“西化”，文化大论战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同样，在魏晋南北朝，印度佛教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可避免地纷纷参与了中国佛教化运动：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也”[5](P67)。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都与释惠远在庐山所结莲社相往来，其余如孙绰、孔稚圭、刘勰、沈约、陆云、刘孝标、徐陵、江淹、颜之推、卢思道等等著名知识分子，皆是“孔释兼弘”的思想家、文学家与文论家。佛教风动朝野，牢笼一时人才，其“西化”或曰“佛教化”盛况，可以概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