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无可回避 全球化作为历史事实，以及如何面对全球化，已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全球化”：一种是以“全球化”之名，行经济沙文主义、政治霸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之实，获狭隘民族主义私利之行径；另一种是符合文化发展本性的全球化，指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与碰撞（甚至免不了厮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这种全球化，即使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一体化（或者说不可能一体化），但可以在保持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促成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繁荣。我赞成后一种对全球化的理解与概括。 在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里，全球化是难以避免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方面都是如此。地球上不同的人群、种族、民族、社会集团以及他们的文化的确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差异再大，也很难避免互相之间发生联系和影响，尤其是在现代。学界一般认为，语言和文化的扩散存在两种模式：一为人口扩张，即人口迁徙模式；一为文化传播模式，即人群间有文化传播、基因交流却有限，如英语（文化）在当今各国之普及。不同人群、种族、民族、社会集团及文化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交融，虽然有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方面的因素，但就人类本性而言，文化的互相联系、交融、影响、作用，才具有根本性。 宏观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地球上的人类，虽然是分散居住和生活的，但是彼此之间是可以相通、需要相通、必然相通的。人类文化具有某种天生的弥散性，是任何地域的、民族的、国家的边界所挡不住的，尤其在当今电子传播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海关、国界对于互联网起不了拦截作用。上万年前秘鲁人发现的马铃薯和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茄最终成为全球的食品；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又传遍世界供全球人使用；喝茶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专有习俗而风靡全世界；莎士比亚、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激动着世界各大洲的读者；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传播；汉代张骞、班超等出使西域；汉唐通往大食、大秦丝绸之路的打通；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分裂；阿拉伯世界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形成；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的大面积扩张；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资本主义自近代以来在全球范围的推行，世界市场的形成；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20世纪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20世纪后期电视直播、电子文化、网络媒介创造的信息快速通道，信息时代的到来，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留下的脚印。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全球化是极其缓慢的，从资本主义时代起则变得十分迅速，而在信息时代，出现了加速度和全方位的电子传播。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全球化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即“文”的方式和“武”的方式，而且二者常常有交叉，“文”中有“武”，“武”中有“文”。 “文”的方式 所谓“文”的方式，是指通过和平友好的交往、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价值共识、共享，达到融通、融合。譬如，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把先进的汉文化带到西藏，无疑也会把藏族的优秀文化带到内地；中国与西域各民族，与西方及海外各民族、各国家，通过丝绸之路（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互相通商，进行文化交流，这都是“文”的方式。在汉代，西域各国贵族子弟经常到长安学习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优秀文化、各种发明创造，传到西域、西方和海外；西域各民族、西方和海外各国的优秀文化，也传到中国，例如胡琴、琵琶，都是来自西域。史载，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中国传到西方的，除丝和丝绸之外，还有漆、钢铁、凿井术、炼钢术等等。罗马博物学者普林尼（29—97年）在其著作中对中国铁器大加赞赏，称之为优良的卓越的产品。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家畜有汗血马，植物有苜蓿、葡萄、胡桃、蚕豆、石榴等等。张骞带回《摩诃兜勒》乐曲，乐府因之而造新声二十八解，朝廷用作武乐。西汉晚期，印度佛教哲学和艺术，通过大月氏传入中国。希腊罗马的绘画也在1世纪中叶传到天山一带。到唐代，中外交往更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与外国交通路线，重要的就有七条。陆路五条：（1）自营州（河北昌黎）入安东道；（2）自夏州（陕西横山）通大同云中道；（3）自中受降城入回鹘道；（4）自安西入西域道；（5）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两条：（1）自登州（山东蓬莱）海行入高丽渤海道；（2）自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即大食国）。当时中国航海已经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中国瓷器最受世界各民族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三彩、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婆罗洲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1](P113)。 以“文”的方式相互传播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眼镜。13世纪末，眼镜出现于中国并很快传到欧洲。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大约是公元1260年）写道：“中国老人为了清晰地阅读而戴着眼镜。”14世纪，中国绅士愿用一匹好马换一副眼镜。将眼镜从中国引入欧洲是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并且逐渐普遍使用。16世纪，眼镜在西班牙顺利传播。1730年，英国人制成双钩于耳的眼镜。但眼镜在英国的传播历程颇坎坷，牧师们说：“企图用眼镜来恢复衰退的视力，是对仁慈的上帝之恶意挑衅。”这使人想起中国清代初建铁路时，也曾遭到朝廷大臣们的反对，理由是：这怪物破坏了祖宗的风水。清朝大臣与英国牧师乃有异曲同工之妙[2]。现在，西方和日本制作眼镜的先进技术又不断回传到中国。从小小眼镜，可以见到全球化的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