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主义话语的发生 面对种种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西方人开始反省自身的文化系统。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地狱、上帝与世人、生存与死亡、真理与谬误、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等等无处不在的两元对立父权制（patriarchy）的文化思考模式发生了危机， 艾略特在他的《荒原》（The Wasteland）里描述了西方文化的没落图景，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宣布“上帝死了”更从深层次诉说了西方文化系统危机重重。诸如后殖民主义（斯皮瓦可、赛义德、霍米·巴巴）、解构主义（德里达、戈德曼）等等“后学”（postisms）都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群起而重构或试图反省重新书写西方文化历史。诚如英国生态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说的那样，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看来西方人已经认识到“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过去300 多年间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生态病症都在20世纪凸现了出来，说人类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恐怕也不耸人听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生态主义（ecologism ）话语适逢其时地发生了。生态主义话语的发生不过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下人类对人类与自然环境二元关系的重新思考和论证。毕竟生存是第一要务。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人类开始从文化系统的各个角度进行反省。各种生态主义话语纷纷登场：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伦理、环境主义、生态文学、环境文学、文化生态、精神生态、文学生态、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科技、生态文艺学等等。生态女权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态话语浪潮中诞生。 二、生态女权主义的渊源 生态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文学理论流派而为人们所瞩目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是，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智力和理论的根基却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法国女性作品。生态女权主义虽然可以追溯的历史仅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20世纪西方变幻迅速的思想领域里也算根深蒂固了。而现今为大多数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所乐于引用的“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的术语是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妮（Francoise d'Eaubonne）创造的。 生活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奥博妮所关心的是妇女和地球贬值的联系。德奥博妮宣称：实际上每个人都清楚现今两个最直接威胁生存的问题是人口过剩和我们资源的毁灭；认识到男性系统（the male System）负完全责任的人寥寥无几，至今是男性（而非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身处这两个危险之中；但是甚至少之又少的人已经发现这两个威胁皆是以下两个五千年来给予男性权利相辅相成发现的逻辑结果：他们在地球上正如在女性身上一样播种的能力和繁殖活动的参与行为。德奥博妮这一宣言实际上惊醒了所有生态女权主义者，她们以此把作为生育母亲的女性和地球母亲（物理环境）统一了起来。 从此以后， 生态女权主义者“以身体为阵地”（bodies as grounds）向父权制统治的阵地发出了猛烈的炮火。 真正孕育“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这个术语和其基本思想的是德奥博妮在70年代早期的两本著作：1974 年出版的《女权主义或者死去》（Le Feminisme ou la mort）和1978 年出版的《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者转变》（Ecologie feminisme:Revolution ou mutation）。在《女权主义或者死去》中，德奥博妮通过总结中欧和生态女权主义有关的政治运动来开始她的理论化。其中最有名的运动是所谓的“前沿改革主义者”（the Front Reformiste），最初以为女人争取堕胎权、离婚权和平等机会作为她们的主要兴趣，后来于1973年发展了与生态有关的内容，可惜前沿改革派没有能够坚持对生态的兴趣，又转向了她们最初的兴趣。但是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该组织分离出来，建立了另外一个组织——生态女权主义中心（the Ecologie-Feminism Centre）。生态女权主义中心的成员们领导了一系列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的运动。德奥博妮正是从解释和总结这些运动开始她的有关生态女权主义理论的。《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者转变》继续深化了《女权主义或者死去》中未竟的话题。《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者转变》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女性如何被男性所统治的社会所驱使，女性已经变成了男权制社会的附庸，即使女性的生育权利也被男性剥夺了。德奥博妮大胆地指出，甚至男性学者也成了这种社会的共谋。而正是人口过剩毁灭了人性和地球，地球正如女人一样被这种社会所弃置不顾。由男性所驱使城市化和技术化的社会已经把地球的活力大大降低了，而过度的生育又巨大地增加了人口的数量。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德奥博妮大声疾呼女人行动起来拯救自己和地球，这两者需要紧密团结起来。德奥博妮还结合过去和现在的史实来考察生态女权主义的必要和现实意义。截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类已经认识到生态危机和妇女的问题，但是这种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和彻底。在德奥博妮看来，要想彻底改变对妇女的和地球生态的忽视需要完全地转变西方式的思考模式，这正是本书副标题——“革命或转变”的含义所在。德奥博妮宣称，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是因为：生态女权主义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更美好和更公平的社会，而是生存，让历史得以继续，而不是我们像大洪水前的动物和鸟类那样消失，这些物种的生育能力也因为人类过剩的人口而持续降低。德奥博妮坚称唯独把女权主义和生态学相结合才能使得地球变“绿”和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