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是，几乎学术界的许多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也许这个话题确实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临近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进程的逼近就更为人们所警觉了。那么全球化究竟会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会模糊中国文化的特征吗？或者说它会导致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终结吗？我想这后者无疑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如威廉·马丁(William J.Martin)所描述的，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电子化的地球村里，在这里，通过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中介，新的社会文化组织的范式正在出现”（注：参阅威廉·马丁《全球化的信息社会》(The Global lnformationSociety)，汉普郡：阿斯里波·高乌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1-12页。）。信息的无所不及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使得理论的“旅行”成为可能。毫无疑问，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学术沙龙中杜撰、新闻媒体炒作出来的一个虚幻的景致，它已成为一个为所有人部热切关注的客观现实（注：在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方面，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者所倾注的精力不尽相同。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就全球化所及范围而言，香港第一，其次是大陆，再次是台湾；就对全球化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而言，首先是大陆，其次是香港，再次是台湾。这说明，在香港和台湾，本土化的倾向仍有相当的力量，尤其是在台湾，传统文化的根基仍相当深厚。）。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极致的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对此，我在近几年内已经在多种场合阐述过我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言（注：参阅拙文《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第15-25页。）。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特征？在一个长期经受封闭之害的中国文论界，如何以积极的对策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以便在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批评家的声音？对此，我将分别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探讨。 全球化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探讨 对于全球化这个不可否认的现象，西方各派不同的理论家和学者都争相进行描述，试图找出这一过程的源头以及对这一现象的最早的描述和分析：其中包括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派” (world system anal-ysis)、弗兰克和阿明等人的“依附理论派”(dependency theory)和哈贝马斯、詹姆逊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派”(Neo-Marxism)等，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对这一现象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或者甚至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富有想象力的预言性和极其精辟的语言描述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直到在世界各处的扩张和殖民过程，并预示着物质生产的全球范围内发展必将导致文化生产的国际化，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0页。） 毫无疑问，“《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世界版图是由许多基本的假想或无可置疑的预设形成的。这些假想或预设同样也出自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所处的文化语境，尽管这种语境不如直接的政治意图、个人的动机或具体的历史参照系那么明显”（注：参见约翰·托斯为他所编注的《共产党宣言》最新英文版撰写的导言，第23页，波士顿和纽约：贝德福德／圣马丁出版公司，1999年版。）。但我们通过仔细阅读这段跳跃式的引文，已经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涉及了我们今天从事全球化研究所必然遇到的四个主要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和由西向东、由中心到边缘的旅行过程，它始自15世纪末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展；(2)由资本主义的崛起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资本市场的划分，一个由垄断到自由竞争直到跨国的资本市场已逐步形成，在这场竞争中，跨国资本显然成了胜利者，而各地的民族工业则不可避免地成了这种全球化过程的牺牲品；(3)跨国资本的崛起、资金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形成为资本的全面全球化铺平了道路；(4)由物质生产而带来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出现，文学的封闭性已为开放和交流所替代。可以说，后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 因此根据这一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暂时的结论：全球化是一个开始已久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并非始于当代，它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此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全球化过程的理解不能只将其局限于经济领域，它必然要反映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生产和消费方面。对于全球化这一突然呈现在当代社会现实和学术话语中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异常关注的。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指出，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linkages)，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注：参阅詹姆逊为他和三好将夫编的《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一书撰写的导言，题为《论作为一个哲学论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lssue)，杜伦，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既然根据詹姆逊着眼于历史得出的看法，资本主义显然已进入了“晚期”，因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也就到了一个极致，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它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体现在文化生产和文学创作上，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导致全球化时代后现代性症状的不外乎这三种因素：跨国资金的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和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时空观念大大地更新了，真实的时空和虚拟的赛博时空常常融合交织的状态，文化的生产和文学艺术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工业社会的信息生产和大批量的制作业。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居于一种激烈的竞争机制中，并且不得不依循全球化的法则行事，因而在经济领域，原先业已存在的贫富等级状态将进一步向两极分化。也就是如同德里克所说的那种情况，“全球化究竟是已被欧洲权力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历史的最后一章，还是另外即将以任何具体形式出现的某个事件的开始，仍不甚清楚。然而，清楚的是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断裂——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那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但全球化也具有意识形态性，因为它试图根据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象来重新建构世界。对全球化的成功的价值之考虑，正如它之于跨国资本那样，对世界主义的自由人士或左派也有着吸引力，它弘扬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但却忽视了继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过去的残存物，而是带有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发展主义假想的全球化过程的产物……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因为在传播民主的过程中，关于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正在局部地被撤消，甚至使全体选民们也爱莫能助”（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在这里，德里克显然强调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它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是如此，在刚刚进入经济上腾飞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是明显，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人为地将全球化的范围限于经济领域，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态度。可以说，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一种全球化的语境，这其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现实而存在，并且在影响着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来自西方的强势文化仍试图主宰并重构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辩证地认识到，在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丰裕社会，未必能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产品，倒是在那些物质生产相对落后但却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些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我们完全可以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兴盛和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中见出成功的范例。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