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论的多样与主导 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多采的。不管是从本原物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人造物的意义上说，物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裸体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